劉墉／小丑‧漁夫‧拳匪

我演戲是從十歲開始的，大概因為參加台北市演講比賽得獎，復興廣播電台找我去演廣播劇，只記得播音間裡黑黑的，控制室窗子上面有一盞紅燈。幾個大人圍在麥克風四周，你一句我一句，輪到我就喊兩句，詞很少，全忘了，只記得劇名是《愛的沉痾》，我能記得是因為當時不知「痾」怎麼念，電台的人都念「ㄎㄜ」，我回家查字典，發現是：「ㄜ」。也記得裡面有句台詞是「進門兩年多，連蛋都不下一個！」我不懂，回家問娘「為什麼人能下蛋？」我娘一瞪眼，火冒三丈地罵：「這是演什麼戲？把孩子都教壞了，不要去了！」

從此我沒再去。後來才知道我娘就因為不能生，才會領養我。

初中，我上大同中學夜間部，課外活動很少。我雖然沒能得到演戲的機會，卻常看別人演戲，而且是演當時最新鮮的電視劇。那時候台灣剛成立第一家電視公司「台視」，我的班導師在裡面擔任美術設計，我白天又有空，就常藉機會去台視找他，順便溜進攝影棚看明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劇情是男女主角吵架，男生摔門而去，碰一聲，天搖地動，連門帶牆全倒了下來。我是真對戲劇有興趣，除了偷看，還偷學，找垃圾桶裡人家扔掉的劇本，看什麼是「聲部」，什麼是「影部」，什麼是大特寫，什麼是「推拉」鏡頭，還有什麼叫「OS」。

高中，我進了成功中學話劇社，指導老師是當時中廣的台柱趙剛。他沒到過幾次，只記得有一回，他用不同高低的音調說「中華民國各廣播電台聯播節目開始」，讓我知道一個人可以有很多種聲音，美聲是能「演的」。當時救國團有廣播劇的競賽，趙老師沒空管，要我負責，但是成功中學只有男生，怎麼演？我把腦筋動到地理老師身上，她一口答應，但她不年輕了，鄉音也重，明明我劇本裡的男生女生很浪漫，演出來卻成了媽媽訓兒子。多年後我看王家衛的《阿飛正傳》裡面獲得金馬獎的潘迪華，就想起我高中的女老師。相信她去演也能得獎，因為劇情需要的是心裡有鬼的生硬不自然，初次演戲的人一緊張，表現得正對味！

進入台師大，我終於可以發揮了，第一年就報名話劇社，而且居然拿下男主角，在師大禮堂登台。那是我舞台劇的「初夜」，劇名和劇情全忘了，只記得戲演一半，突然停電，全黑。隔十分鐘又莫名其妙亮起來，後來聽說是因為沒給工友紅包。

升大二那年暑假，學校安排我參加救國團在國立藝專辦的「藝術營」，我參加的是戲劇組，指導老師是張瑄，他含蓄少言，一點也不像戲劇圈的，結業時演的是《高風亮節》，內容是浪子回頭，報效國家，我沒演浪子，演老子，只記得我給兒子一巴掌，張導叫我要真打，我就狠狠出手，直到下台，手還疼。還有一段，張導要我先正對著觀眾，再慢慢轉身，深深嘆口氣，他要我用「背」來演，不必真嘆氣，只要先聳肩，再重重垂肩就成了。

戲劇營裡有不同的老師來授課，印象很深的是名導演趙琦彬，他一上台就說他叫「趙畸形」。他講話的節奏好極了，忽高忽低，一下子又爆炸，像說相聲，最記得他說莎士比亞之所以偉大，是因為無論哈姆雷特的猶豫、奧賽多的忌妒或李爾王的偏執，都是人性共通的弱點。

大學二年級，我又在校內《源遠流長》舞台劇裡演個小太保，這角色特別討女生喜歡，看我穿著高中制服，女生都喊「好可愛喲」。但是女生宿舍的教官不一樣，她會問我女朋友：「你怎麼找個小太保作男朋友？他太壞了！」

我女朋友其實是劇中的女主角，她演個小太妹，我們排戲的時候總吵架，我嫌她的裙子太短，都不能彎腰撿錢了。她則怪我幫另一個女演員化妝時臉貼得太近。最慘的是公演當天下午，她當著導演的面，把劇本狠狠往地上一扔：「我不演了！」接著轉身跑掉。害得導演一直追著我喊：「你負責！你負責！她真不來，怎麼辦？」所幸演出前她出現了，而且直到今天還在我身邊。

大學話劇社的導演是孫景瑎，長長馬臉，一口山東腔，有點「響馬」的架式，他是政工幹校出身，編導演都行，後來見他演了不少電視劇，都是反派的角色。

大學三年級，大專院校聯合公演姚一葦的《紅鼻子》。劇情是一個小丑跟著雜耍團逃離城市，躲到海角避難，幫助困在旅館裡的人解決許多問題，自己最後卻因為救人犧牲。

那時候「紅」是讓人敏感的，不得不改名為《快樂的人》。參與的都是一時之選，由趙琦彬導演、許常惠作曲、劉鳳學編舞、聶光炎舞台設計。至於演員則是由幾位專家從各大學派出的代表中挑。記得評選時既要說台詞，還得唱又跳，我很不會跳舞，也硬著頭皮蹦幾下，居然中選了。當時有人說我的聲音太乾淨，不適合演跑江湖的小丑，幸虧姚一葦老師堅持：「紅鼻子本來就不是小丑，他只是躲在紅鼻子面具後的理想家。」

那面具真是害慘了我，我本來跳舞就不行，戴上面具，既硬又刺，而且不能貼著臉，有個連續跳躍的動作，劉鳳學老師怪我跳不高，我委屈地說「因為看不到地面」。

除了跳舞還得唱歌，曲子是「台灣音樂教父」許常惠作的，我們常到鄧昌國在仁愛路的豪宅練習，年輕漂亮的許師母彈琴，每首歌都帶民族風味，其中紅鼻子一出場唱的：「咱們江湖裡生，江湖裡老，五湖四海任咱們跑……」活像京劇裡的大花臉。我拍著胸膛橫著走，拉開嗓子喊，太過癮了!

趙琦彬導演夠凶的，一點不對就重來，最記得劇中有一段爭吵，紅鼻子喊：「不要說了！不要說了！」趙導演嫌我太文，親自示範，先小聲講：「不要說了！」又突然變臉大聲吼：「不要說了！」那爆炸的感覺硬是棒！

《紅鼻子》公演了七場，我演得如何，不知道，倒是讓我拿到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的男演員金鼎獎。趙導演應該對我也算滿意，因為他後來找我演出一個電視劇，他說得很直：「請你來救火！因為馬上要播，台詞又多，非找你這個怪胎不行。」大概是對我背台詞的本事很有印象。

姚一葦老師最可愛，戲演完了還找我談戲劇，說西方戲劇結構的「三一律」（Classical unities），我才發現《紅鼻子》是合於三一律的：「同一地點、同樣二十四小時之內、同樣的行動調性。」

多年之後，紅鼻子終於能夠甩掉《快樂的人》，用真名「紅鼻子」推上國家劇場，由姚老師親自導演，他特別寄信到美國，要我寫文章談談當年演出的情況，同時邀請我回來看看，還在演出前找新的紅鼻子和我三人合影。

大學畢業那年，我再主演了一場既說又跳的大戲《武陵人》，當時基督教藝術團契已經因為推出張曉風的劇作《無比的愛》和《第四牆》而轟動劇林。《武陵人》是第三部，由台視名導播黃以功導演，陳建台和陳建華作曲，林懷民編舞。這下我又慘了，林懷民大概當時很受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的影響，愛用地板動作，要我跪著往前快速前進。雖然戴了護膝，我的膝蓋還是磨得破皮流血。第一場演出前，林懷民特別跑到後台，送我個大蘋果，說「向你的膝蓋致歉！」不過我沒白受苦，最近看表演藝術學者周一彤在〈在打開南海劇場的一口箱子〉文章裡說「當時連演14天15場，最後幾場連站票都賣到一百多張，每場有觀眾數百名被擋在門外，無法進場」。讓我想起當時在國立藝術館，一邊在台上表演，一邊聽到場外有敲門和叫喊聲。

還有，就是演出當中有一天我拿著報紙對張曉風說：「記者讚美了我們一堆呢！」張曉風說：「記者寫好又怎樣？寫壞又怎樣？」讓我一愣，沒想到平常那麼含蓄低調的曉風姊，居然會如此有個性。不過又想想，這勇往直前不計毀譽，正是藝術家該有的風骨。

張姊夠硬，但也遭遇了困難，隔年原本要演出的《自烹》，兩度申請都沒得到「准演證」。台北市教育局的理由是「劇情殘忍，不宜演出」。同一年由我導演，林麗珍編舞、陳建華作曲的歌舞詩劇《宋王台畔》（趙滋藩詩），原本要在世界詩人大會演出，也被主辦單位以名稱容易引起聯想否決，不得不以葉珊的《第二次的空門》取代。

一九七五年我演出了最後一場舞台劇《庚子年》，居然是跟藝術團契去香港，在世界華人福音布道大會裡演的。仍是張曉風的劇本，但這回我不演漁人，改演拳匪。包上紅頭巾，黏上大鬍子，舉著鬼頭刀。裡面有一段我帶頭吶喊：「神助拳，義和團，只因洋人鬧中原，勸信教，乃羈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發乾，全是教堂止住天！」接著手起刀落，把戲裡的傳教士全送上天堂。不知什麼原因，後來在張曉風的著作表裡見不到《庚子年》，連相關的新聞在網上都找不到。只知道我有一回在大陸演講，提到庚子年的「拳匪」，台下立刻哄然，才知道兩岸史觀不同，我們認為是「匪」，大陸認為是人民革命英雄，不知是否因此，庚子年沒能繼續發揮。

一九七八年，姚一葦接手「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的主委，趙琦彬作總幹事，推出「實驗劇場」，台灣的舞台劇更加蓬勃，而且不斷創新。可惜同年我應聘去美，沒能恭逢其盛。倒是三十年後，女兒在北京的電影公司發展，作了成龍電影的監製。有一天我說：「如果有好角色，給老爸安排一個吧！」女兒一怔，抬頭瞪我：「你要演電影？」我說「是啊！老爸廣播劇、舞台劇、電視劇都演過了，就沒演過電影。」女兒又問：「演什麼？」我說：「台詞不必多，但要有戲。像是《末代皇帝》裡英若誠演的獄卒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