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叡人／那遼闊深邃的海洋

推薦書：東年《太平洋廣場返鄉記》（聯合文學出版）

寫歷史不只是歷史，

論政治而不只是政治

東年的小說有如哲學寓言，寫歷史不只是歷史，論政治而不只是政治。

這部小說描述南非籍的「太平洋廣場號」船長林志鴻離鄉四十餘年後，隨船返回故鄉基隆兩天一夜的故事。他在海洋學院畢業，登上遠洋漁船在舊金山跳船兩年後，被希臘裔的南非船長收留帶往南非，之後入籍南非與其女兒希莉絲結婚，並隨岳父從事支援非洲黑人獨立運動的軍火生意致富，成為商船公司船東。林志鴻此次返鄉的主要目的為探詢二二八事件中失蹤的父母消息，並與他聘請調查的學者和父親舊識晤談。與此同時，他也與情同家人的童年舊友與同為政治受難者家屬的其他幾位童年夥伴，還有海洋學院時代的大學同學會面。不只如此，他還意外地與初戀女友重逢。在與這些人重逢，尋找父母，以及在故鄉土地上行走、觀看的濃密過程中，林志鴻為複雜強烈的鄉愁所襲，但要等到最後他回到船上，「太平洋廣場號」駛離基隆港那一刻，這一切情緒逐漸沉澱，他才體悟到鄉愁真正、廣闊的意義，而這種體悟又與他長年在海上體悟的人性與世界觀呼應。

林志鴻當年為何離鄉？書中並未清楚交代，但顯然是為了逃離不快樂的童年——白色恐怖下的台灣。這個「出台灣記」與意識形態較無關聯，而與歷史有關。白色恐怖迷霧剝奪了他的父母，也剝奪了自己的身世，讓善感的少年不快樂，於是每日在港邊眺望海洋，渴望海洋的解放。不過，林志鴻「叛逃」台灣並非要前往中國，而是自我放逐，想經由海洋前往廣闊的世界尋找出路。

海洋既是前往世界的路徑，同時也成了世界的一部分。林志鴻沒有在海洋沉沒，反而被海洋收容，在海的彼岸獲得另一個家（南非），另一種生命（因捲入非洲黑人獨立革命致富的商船船長），另一個名字（來自希臘神話，而這意味著他甚至被納入了另一個意義體系），得到了另一種救贖（不是台灣民間信仰，而是虔信東正教的妻子希莉絲聖母般的愛情）。返鄉的林志鴻已經不是（或不只是）台灣人了。

林志鴻捲入非洲獨立革命的軍火運輸生意，或許可視為「中國」理想的變形——一種具有反諷意味的變形。六、七○年代中國在毛澤東主導下，資助了非常多亞、非洲第三世界的反殖民革命運動。廣場號主角沒有去中國而去了第三世界，但因涉入了當地反殖民革命而與中國發生了間接關聯。但這個關聯是反諷的：他因運送革命軍火致富，而這些錢極可能來自中國的援助。換言之，意圖推翻西方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把林志鴻變成了一個資本家。在這裡，我們讀到世界史的翻轉：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瓦解、冷戰終結，以及資本主義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面貌強勁地復活。

體現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時代的跨國／世界性格

不只是林志鴻成了外邦人，整個「太平洋廣場號」也徹底體現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的跨國／世界性格：南非船籍；船長國籍為入籍南非的台灣人；南非白人的大副、混血的菲律賓二副，與隨之而來的跨國政治社會脈絡（後種族隔離的多族群南非、永恆發展危機中的菲律賓）。另外，我們不能忘記這是一艘豪華貨輪，處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上端。林志鴻在海洋所獲得的救贖，也包含了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的向上流動——一種混合著明與暗的祝福，暗示了實存世界的辯證綜合。

「開普敦」在本書也經歷了意義的根本轉換：從一個在種族隔離制度與種族主義支配下，來自全球遠洋漁船卸貨補給，以及船員尋求休憩、慰藉，乃至於流亡，並且承受種族歧視的，充滿緊張與壓迫性的野性空間，變成一個後種族隔離時代，充滿精神與物質餘裕的舒適、文明空間，一個「家」——不只收容了林志鴻，還足以收容林志鴻所愛的那些受傷的台灣姊妹，例如林怡晴、饒靜嫻。

既已獲得救贖，又為何要返鄉？因為這個救贖是不完整的，或者不確定的：林志鴻已經接近了生命的終點，卻依然對自己生命的起點無知，所以他必須返鄉尋找、確認自己的根源。所謂根源，當然就是他那未曾謀面，不知身分的父母與自己的身世，但也可以延伸到那個當初籠罩在白色恐怖迷霧中，自己不明白、不認識，但令他憂鬱的故鄉台灣。他不知道他故鄉的歷史。

那麼林志鴻的返鄉之旅有沒有達到目的？直接而言，這趟旅程並沒有完全達到自己設定的目的，最終他還是沒有弄清楚父親和母親的真實容貌，當年又是為何、如何消失的。不過，他確實蒐集到了一些事實的斷片、若干不確定的證言，還有一本父親遺留的、尚未閱讀（也不確定來日是否會閱讀）的日文日記，因此在故事的結尾他多少能夠在心中拼湊了一幅半推測的圖像。此外，透過王副教授的調查，他也多明白了一點當年籠罩在白霧下的台灣和港都基隆（如童年耳聞的片段屠殺故事）的完整面貌。

此行也有美好的意外收穫，林志鴻在與舊友同學重逢、在童年熟悉的街道港邊行走、在山上眺望故鄉海灣街景、在與初戀女友重逢於昔日情愫綻放的場景之中，確認了愛，也確認了自己在他鄉、在海上體悟的人性與世界觀。

無論如何，返鄉前的林志鴻是一個已被妻子希莉絲的宗教式愛情拯救，而且在海上獲得了生命體悟的人，但他懷抱鄉愁，渴望究明生命原點之謎，於是返鄉。他沒有能完全撥開雲霧窺見生命的原點，但在兩天一夜中鄉愁激發了千般的情緒思緒，而當一切沉澱之後，他得到了愛，以及生命體悟的再確認。

反覆闡釋長期珍視的

某種左翼政治理想

最後，我們不能不稍微觸及一下這本小說中的政治。在本書中，東年再度藉由幾位登場人物之口（如王副教授、饒靜嫻等）反覆闡釋他心中長期珍視的某種左翼政治理想，以及對台灣墮落的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的批判，但從更大的脈絡觀之，我們終於理解他的左翼政治其實是一種對人類理想社會的鄉愁，一種Hannah Arendt所說的「對世界的愛」。

初老的南非籍基隆男子雖然返回地理的故鄉，但在精神上回返的卻是世界，一種普遍的精神，而台灣被相對化，成為回返世界的路徑或入口。年輕時離開台灣，經由海洋獲得了世界，年老時返回台灣，經由台灣再確認了世界。

東年在《失蹤的太平洋三號》（1976）中強烈的幻滅感，在日後的作品中逐漸被超越，最後轉換成《太平洋廣場號返鄉記》裡面那種會通了基督教教義、前基督教的希臘神話，以及林志鴻父親日記中抄寫的道元禪師「春は花夏ほととぎす秋は月冬雪さえてすずしかりけり」的禪宗哲理的，對整個存有所抱持之融通無礙的泛靈式體悟。這個體悟不只是哲學的，而且是實踐的，它指引了一種對當下生命的珍惜。如李立在《地藏菩薩本願寺》結尾所說的：「這宇宙間或許真有神祕有神通有輪迴；但，從生到死，這有限的真實才是我自己永恆堅實的道場，我只能而且必須在其中尋找自己的神祕和神通，盡我一己的本分和本願。」

東年作品中的台灣，也從《失蹤的太平洋三號》裡面那個被覆蓋、掩蔽在一個有疑問的「中國」之下的資本主義殖民邊陲，經過荷治末期的《再會福爾摩沙》（1998）和史前時代「更新世晚期」《黑潮》（2016）的世界史縱深的轉化，成為了一個主體，但這個台灣主體是作為巨大世界／實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顯現的。從「太平洋三號」到「太平洋廣場號」，從離開「中國的〔或中國覆蓋下的〕台灣」到返回世界之中的台灣，經歷了五十年的物理時間，但從歷史哲學角度，這趟航程花費了萬年以上的形上學時間。

如此的體悟使東年不輕信任何意識形態，但即使有上述體悟，作家仍堅信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描繪的理想社會／共同體是一種可敬（甚至可行，如柏拉圖）的政治理想，從柏拉圖《共和國》和〈禮運大同篇〉的時代以來反覆體現在不同的思想或意識形態之中。當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實踐的失敗，並未否定這個古典理想的根本價值。不再相信意識形態，並不意味著人類不應該持續嘗試去追求這個理想。然而失去了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與歷史必然論的確切指引，在混亂無目的的歷史中又要如何實踐呢？我們只能回歸《地藏菩薩本願寺》結尾，懷抱虔敬與理想，在此生的道場盡一己的本分和本願。或者如作家在《城市微光》（2013）所提示的，腳踏實地地生活，相互關愛，使孤立、分離、受苦的人們重建他們彼此之間應有的，或者原有但卻已經失落的那種連帶。共同體存在於我們求道的過程。

回到故鄉，回到人性，

回到世界

最後，讓我們再回到作家的鄉愁。如同本書序言與終章所說，「鄉愁」的意義不只是思鄉，而是由思鄉之情所誘發的一層又一層對不完美、不安穩的世界，以及對充滿弱點的人性的反思，為此而受苦，並在這個苦楚的反思歷程中，體悟到更高、更大的人性與歷史規律，於是才懂得如何珍惜人生與愛惜生命。因此，鄉愁不會激發民族主義，鄉愁激發的是超越狹窄故土之情和民族主義的，更高的普遍體悟。返鄉之行，返回的不只是地理的故鄉，記憶的故鄉，更是某種關於人與歷史的真理原鄉。這或許可以視為東年對三、四十年來台灣本土化浪潮反思的一個暫時的終點——從中國，經由本土，最後回到人的世界，而台灣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是人類的一部分。當年的「太平洋三號」逃離台灣，航向一個歧義的、不確定的「中國」，然而航行五十年，上下一萬年，「太平洋廣場號」終於回到故鄉，回到人性，回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