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齊/藍眼睛

聯合報 方子齊(第十二屆新詩獎優勝)
石礫堆裡書本的主人不知是否倖存?(圖/方子齊提供)

一片黑暗的城市,只有主要幹道仍有街燈。不穩定的網路中,我憑著跨海問來的經緯度座標前進。一旁頹圮的大廈,第二層樓的招牌向前傾斜,人行道已不安全。我示意攝影記者往無車的馬路上走,我一手握著麥克風,一手握著手機,幾乎忘記口袋裡的暖暖包。我們必須搶先到達那裡。

我瞥見橘色制服,努力凝望那座由探照燈照亮的劇場。以混凝土碎片、赤裸鋼筋、前人雜物堆成的廢墟,沉默得只剩朦朧的呼叫聲。我瞇起眼睛,不認得的字母看起來像方塊字。「可以幫我吊一下他們的制服嗎?」攝影記者已經架好機器,小螢幕景框延伸到台上那幫人的背影,但我還是看不清楚。

我試圖攀上去,才發現腳下如此空虛,空虛得塞得下人。嚮導喊著土耳其語,問有沒有台灣的搜救隊來過。「他們來過了,現在在下個地點。」從廢墟上的編制看來,他們大約在清理遺體。這片黑暗的街角已經沒有網路。我還想趕上夜間新聞。「不是這裡,不是這裡。腳架我來。」我們走回還有燈光的街口,試圖接通訊號,詢問另一個消息來源,搜救隊究竟在哪。

土耳其孩童對記者嘀咕著「秦」,或喊出幾句日語。(圖/方子齊提供)

▋拜占庭沒有眼淚

假日螢幕還播著《追愛總動員》,天色已經黑了,電話才把我叫醒。「明天去土耳其,可以嗎?」

我想出任何可能的線索,向下問出更多。曾經派駐的記者前輩、在當地經商的台灣商人,同時詢問外交單位的聯繫方式。從英語媒體拼湊出陌生的地圖,確認好災區省分的譯名,列出可能的採訪路徑。我到梳化室拿了黑色領帶,塞進登機箱,黃色頭盔與軍綠睡袋已經放在辦公室門口。

趁起飛前搜尋災區交通狀況,再把座位前螢幕轉到土耳其公營新聞頻道。輾轉反側也困難的座位上,我攫取機艙內顯示的目的地氣溫,想像清晨機場可能的素材,預先寫好落地第一段連線報導的導言。

同樣直飛伊斯坦堡的旅行團一派輕鬆。這場百年來最大的地震,震央在土耳其東部與東南部,幾乎都是接壤敘利亞的地帶,西北部、靠近歐洲國家的伊斯坦堡,幾乎不受影響。機場大型螢幕在廣告之間,映出碩大的黑色絲帶,與擺動的鮮紅國旗。各國從這裡送進物資,但運送地點顯然不在旅客所經之處。

伊斯坦堡沒有眼淚,抵達伊斯坦堡沒有意義。同業向土耳其政府申請的採訪證,全都沒有回音,如此前進災區可能被打回票,有人選擇留在城內製作周邊報導。與此同時,部分地區傳出封閉社群媒體,疑似是要防止批評總統艾爾段的言論。再過三個月,土耳其就要大選。

我點開信箱不停更新,我們的採訪證同樣沒得到批准。我還是想闖一闖。轉機到災區唯一開放的機場,抓緊等待託運行李的時機,訪問任何在背包上綁著安全帽的旅客。我們驅車穿越壅塞的公路,避讓運送麵包、嬰兒用品的卡車,前進受災城鎮。

▋拗口

震央卡拉曼馬拉斯,音節繁複的名字,嘴上還覺得拗口,雙腳已經踏足現場。日夜僅有攝氏正負個位數的氣溫下,居民離開家屋,住進空地上的帳篷。他們聚集在幼兒園前烤火。這座農業小鎮,作物加工廠的高塔積木般倒塌。房舍要是還沒傾倒,二樓的窗台多已向下擠壓半層樓高,站在門前伸手就能觸碰。

我們找到一棟住宅,三層樓的住宅如今只剩下陽台,但建築看來經過初步整理,前面的空地還算安全。殘破的磚瓦還有幾件衣物,沾染的塵土讓我難以分辨,地震之前,它是不是被當作一條抹布。我試圖想像一百小時前的清晨,準備農忙的居民,被第一場地震搖醒,眼見家屋被第二場地震擊潰。

我站在空地前描述所見,卻因為疲憊頻頻出錯,必須重新錄製。拍攝完成後,隔壁殘存的建築,牆面在靜默之中忽然剝落。不同於其他新聞事件,發生瞬間已經達到最壞的可能,地震後數個鐘頭,消息只會越來越壞。

來自台灣的官方與民間搜救組織,跟土耳其政府商討後,前往國際媒體尚未聚焦的阿德亞曼。這處災區的高樓建築,沿著東西向主要道路興建,也沿著主要道路坍塌,形成長條形的災區。當地單位只要尋獲生還跡象,就可能聯絡台灣隊伍進駐。

救護車燈光依舊閃爍,但有的已經關閉警笛。我們從軍警管制的縫隙潛入,看見帳篷上印著前進指揮所,我們在雙線幹道中央的安全島,找到熟悉的語言。搜救犬與隊員再度出動,訪問準備離開營帳的土耳其搜救組織幹部。直到剪輯時,我還以為他們受訪時只是疲憊,但鏡頭外我的雙眼,確實看見一絲落寞。

台灣的官方與民間搜救組織,前往土耳其救災。(圖/方子齊提供)

▋視星等

暖氣似乎故障了,我從頂樓加蓋的房間冷醒。發回短稿,起身換上襯衫、穿上大衣,在門外的小徑連線。

距離災區兩小時車程外的古城,我們找到落腳的旅店,房間陰冷但網路與電力穩定,能夠確保攝影器材電力,也能順利傳送報導。而且房外的天台,往清真寺叫拜塔看過去,就能看見星星與月亮,像是不在乎國殤那樣高掛。

這天走到搜救地點的路上,廚師正在街角發放傳統米飯與鷹嘴豆。災民帶著孩童排隊領飯,我請嚮導詢問他們,介不介意我們拍攝。「如果你們拍了那些建築、拍了我們的家,那麼也該拍下我們吃飯的樣子。」

因為那是真的,那就是現實。一名老人幫我們盛了一碗飯,我們理所當然婉拒。我們在場,卻得以不在場的姿態凝視。見證但不能介入,靠近但不能太近。

在多數災民撤出的幹道建築,哭聲與叫喊聲傳到我耳際。我近乎本能地拿起麥克風,示意攝影記者,隔著一條馬路觀望。「從這邊的話,收得到嗎?」哭聲以下,甚至聽得見誦念經文或詩歌的聲音。

一整個家族的人群,把兩口綠色棺材送進廂型車,而裡頭似乎已經放入其他的。「這個要嗎?」揀選新聞素材的術語,抽離採訪現場,聽來可能像是禿鷹。但現場二字往往只存在幾秒之間,而第一手的原聲,往往比起記者的旁白更能說服觀眾。我們親耳聽見哭聲,思索同樣的畫面得以衍生的種種可能。

「不要好了,」放下麥克風,放下機器。這個外電應該很多了,我想,如果這一段哭泣,與另一段哭泣,在景框之中並無不同。我看著麥克風上的台標,如果我還在自己的國家,又會怎麼做?

▋適當的笑容

途中身穿反光背心、負責整地的工人,上前要與我們合照。平時少有旅客的小鎮,現在連東方臉孔的記者也來了。我還在適應眼前的奇觀,自己先成了當地人的奇景。他們熄滅指尖的菸,一天的勞動過後笑得開心,我卻不敢揚起嘴角。他們穿越地獄,而我還在揣摩適當的笑容。像那句歌詞一樣。

比我們更晚抵達的同業,問出搜救隊的擬定撤退日期,掛上獨家報導。我想及前一晚,搜救隊成員受訪時,那些迴避的眼色。當時我遲疑了。明明一旁怪手已經進場,開挖部分區域,我還是沒有在缺乏希望的現場,追問隊伍何時要走。

「這是現在最熱門的影片,你們應該引以為傲。這是奇蹟。」嚮導從前座回頭,播放台灣搜救隊救出一名女子的影像,她的父親與隊員擁抱。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說,他們正準備離去。

直到加濟安泰普,我們才領到採訪證。這處第二震的震央宛如空城,災民住進戶外廣場,天空現在比家更安全。我們一靠近,孩童上前對我們嘀咕著「秦」,或者喊出幾句日語。但公園的耆老防備我們,因為災民曾經遇上中國記者賄絡他們,要他們批評土耳其政府。

嚮導解釋我們的來意,耆老表情沒有太多變化,打開搭起的塑膠布,讓我們拍攝裡頭的被褥。「你們可以拍攝所有的帳篷,這就是降臨在我們身上,真實的事情。」另一位波希米亞婦女哭著,她說敘利亞移民奪取物資,同樣信仰的人傷害彼此,幫助我們的反而是外族人。

我無法核實她的說法,並未採用那段話。離開之前,一位少年把手放在胸前,用英語緩慢地說,台灣,和其他國家,幫助我們所有人,謝謝。

▋翻身

我走上停車場般空虛的建築,面向道路那側已經外露,灰色牆面蔓延像是火燒過的汙漬。搭上玻璃電梯時,建築開始搖晃,外面的樓層迅速向下,我還活著,卻把我的貓忘在下面。

醒來的時候有點遲了,當成夜燈的電視機似乎已自動關機。我掀開放在床上的電腦,回傳前一晚還沒寫好的稿頭。地震後每一晚,土耳其還是幾乎每個小時都有輕微餘震。嚮導要我們住在尚勒烏爾法,他說這裡的建築幾千年來都沒倒,應該比較安全。

搜救隊離開那天,他們與土耳其隊伍交換臂章,把尚未用上的物資裝箱,捐贈給當地。隊伍裡的土耳其口譯說,下一站要去另一個地點幫忙,會有點孤單,但你們已經做了能做的。所有事情終將結束。

而嚮導不解,他說明明還有奇蹟。他父親的麵包工廠地震後隔天就復工,我們走後,他要繼續送麵包進災區,然後接回他的妻女。伊斯坦堡機場門上,印著一隻藍眼睛。相傳那是外族人的惡魔之眼,土耳其人反而拿來驅邪。外來的眼睛令人畏懼嗎?如果你們也能看見,我們來到這裡,又能看見什麼。

一道道閘門安全檢查,攝影機拿出又收回。死傷數據往上增加一些,我在候機座位幾乎寫好專題報導全文,卻在登機前重新思索編輯台要的是什麼,刪去重寫。如果滿地都是故事,我們也得說出最好的一個。並且記得自己不是神,是雙腳走路的人。

雙腳行走,但別留下足跡,不要汙染、不要攪動。必要時乘降落傘出發,俯瞰大地,減速落地,飽覽全局卻什麼也不做。我記得我走過歪斜的建築,牆角打開的家族相簿,我來不及探問,更不敢伸手去翻。在歷史之前,什麼也不做、比做了什麼還要壯烈。

方子齊在土耳其震災現場實況報導。(圖/方子齊提供)

方子齊,1997年生,國際新聞記者、兼任主播,報導土耳其地震、裴洛西訪台、中國圍台軍演等事件。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高雄中學畢業。出版詩文集《還不是我的時代》,曾獲鳳凰樹文學獎、馭墨三城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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