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珮君/日日是好日——黃春明被退學四次的九彎十八拐(上)

聯合報 沈珮君
黃春明與他的油畫自畫像。(圖/沈珮君攝影)

被退學四次的榮譽博士

「小駝背,像烏龜,東奔西跑無家歸……」

    ——《小駝背》

被學校勒令退學,小小年紀,人生可能就此瘀青一大塊;若被退學四次,百口莫辯,應是「作惡多端」了,而這小子最後居然完成「師範」教育,為人師表,並成為備受敬重的大作家,除了得到國家文藝獎,他還獲得四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最新一個是台灣大學在2022年、他八十八歲時頒贈的。

他是黃春明。多數人就算沒看過他的小說,也看過改編的同名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莎喲娜拉.再見》……

最近重讀黃春明,像「少小離家老大回」,那些淡忘的風景、器物、語言、人,忽然出現眼前,無不熟悉,卻又陌生,彷彿在人生漸暮忽逢兒時老友,驚喜之餘,也有不知從何說起的滄桑。

有些事情也突然明白起來。譬如在他寫的〈小寡婦〉中,我終於了解了自己一段童年。民國57年左右,我們家從彰化縣和美鎮搬到台北巿北投區,對我來說,像是到了外國。上學路上看到的不再是稻田、牛車,而是溫泉飯店;晚上一閃一閃亮晶晶的不是星星,而是市區商家的霓虹燈;摩托車飛嘯奔馳,後座載著的多是身材姣好的長腿美女,同學告訴我,她們是「雞」。我們在鄉下養過雞,這些漂亮姊姊怎麼會是雞?我家住在陽明山一個山谷聚落,附近有一些大門大院,養著大狗,很少看到人進出,鄰居小孩說裡面住的是美國人,我看過一個金髮青少年在河邊洗刷一匹高大的棕色馬,我也曾被美國小孩用沖天炮橫向發射擊中小腿,回家才敢哭。我從黃春明的〈小寡婦〉看一個酒吧如何發想、創設、壯大,才恍然大悟自己北投童年看到的酒店,原來是因應美國駐軍而開發的具有台灣特色、日本風情的「產業經濟」。

最糟的地方和時刻,常有生命種子匍匐

我把「黃春明」撫心印著,不是因為他那些廣為人知的名著和電影,而是因為他的童書《小駝背》。我那時因工作關係,每天凌晨兩三點才下班,女兒睡前看不到媽媽,我用聲音陪她們,錄音說故事。那天,我和女兒一起錄讀黃春明的《小駝背》,念著念著,想到我天生殘障、天天硬著頭皮上學、忍受同學羞辱、十九歲去世的弟弟,大放悲聲。女兒嚇壞了,但也刻骨銘心,她們自小關懷弱殘、少數族群,包括人以外的動物,和《小駝背》有關。

小駝背,是任何一個獨特、孤單、脆弱、受挫、躲藏角落的靈魂,若我們打開眼睛,到處都是。

我們小時讀的童話開頭常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些故事也跟我們人生很遠很遠,主角是公主、王子。黃春明的童話是稻草人、麻雀,是自卑的短鼻象、不抓老鼠的貓,他委婉告訴孩子的是成長過程中的徬徨、霸凌、寂寞和愛,他用風趣的筆調,讓人看到的是我們環境裡活活潑潑的草木鳥獸,及當你「與眾不同」時,那實實在在被歧視的痛和對被認同的渴望。

世界一定不美好,但在那最糟的地方和時刻,常有生命種子匍匐。黃春明的作品,幾乎都埋藏這樣一顆種子,不起眼,甚至只是用一兩筆帶過的微小身影,他們可能只是一個老兵(他娶了妓女,溫柔相待)、一罐龍眼核(媽媽死了,龍眼明年仍會再生再長再開花結子)、一個嬰孩(妓女依自己的祕密計畫,默默懷了孩子,回到家鄉),還有無數的老農和老樹。就算小駝背死了,黃春明為他留下了名字「金豆」(那是一個因絕望而自殺卻因黃春明作品而活在此世的小兵),還有為了小駝背被打趴在地上的孩子「高看看」(一個瘦小而高大的靈魂)。只要故事會流傳,小駝背們就有機會活著,而我們希望自己能做「高看看」。

死,其實沒死。媽媽阿猜得了霍亂去世時,黃春明才八歲,現在正往八十九歲奔去的他,述說當年那個失去母親的孩子眼睛所看到的世界,細節歷歷,但著墨在媽媽的不多,「我不記得媽媽死的那天是哪一天,但是,我記得龍眼樹上有很多龍眼」,他在媽媽臨終前最後跟她說的那句話就是「我撿了好多龍眼核」,天真爛漫,不關痛癢,卻是至痛。

「媽媽」這個角色以各種意象出入在黃春明的作品。去年底,我去宜蘭看他編導的歌仔戲《杜子春》,那個浮沉慾海的富家子,幾次大起大落,痛下決心要修道,他在斷情崖等候仙人接引時,承受喜怒哀樂各種試煉,他嚴遵仙囑,不論發生任何事都不能出聲,咬牙忍過威脅、挑逗、恐懼、妻離子散,卻在最後一關天崩地裂,那個嚴酷挑戰是他媽媽將死,正被牛頭馬面拖向地府,她回頭一聲聲喚著即將永訣的兒子,不捨不甘又害怕,但也一再提醒他絕不要相尋而來,在矛盾拉扯之間,杜子春撕心裂肺,大慟大哭,大喊媽媽,成仙之路至此斷絕。我想到我罹癌的媽媽,又脆弱又堅強,需要保護、照顧,又怕成為拖累,我每天都想擁抱她,我們卻像兩隻刺蝟,彼此扎了一身血,相望而慟,漸行漸遠,她還在我身邊,我卻已開始想念,但卻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自己沒成仙,媽媽也沒救成,世間人子,幾人不是這樣?散戲時,我帶淚逃去。

黃春明高中叛逆時期。(圖/林美音提供)

他先是黃春明,才成為鄉土作家

人沒辦法成仙,因為有情。黃春明有情,他絕不坐在半雲半霧裡,他牢牢植根在土地上,他把讀者拉坐在廟前的老榕下,讓你看到土地公一根一根鬍鬚。

被稱「鄉土作家」,黃春明年輕時應很困惑,他在〈呷鬼的來了〉,藉由石虎伯的口吻表達了這樣的莫名其妙:「為什麼我是鄉土?是褒獎呢?還是什麼?照理應該褒獎才對。鄉土又是什麼意思的褒獎呢?」

他先是黃春明,才成為鄉土作家的。黃春明沒有刻意要做鄉土作家,「你在哪裡長大,就有那個腔調,帶著那裡很多東西,但是你可能自己當時並不知道。」

他對「鄉土」的價值定義是:「腳踩在泥土裡,在泥土裡開出漂亮的花。」他是宜蘭人,正如同北宜公路的「九彎十八拐」(也是他創辦的一份同名刊物),他在「鄉土」九彎十八拐開出各種漂亮的花,小說、散文、戲劇、舞台劇、歌仔戲、撕畫、詩,甚至還有多數人不知道的油畫、攝影。

在成為知名作家前,黃春明曾在中廣宜蘭台當主持人,他的節目是《雞鳴早看天》、《街頭巷尾》,他不是安安分分坐在播音間裡做節目,他下鄉。有一次,他應一位身有殘疾不能出門的聽眾之邀:「為什麼你不來我的家鄉報導?」他去了宜蘭員山鄉雙連埤,那是一個連電都沒有、晚上點蠟燭的地方,窄小的土路,不能騎車,他帶著像擦鞋箱一樣大的錄音機,徒步兩個多小時才到。雙連埤即使是現在都仍人煙稀少,民國五十幾年的中廣,有這樣的製作人、主持人用腳到真正的街頭巷尾做節目。他樂此不疲,即使只是尋常季節更替,他走進稻田裡,把麥克風放在稻浪裡、割稻機旁,用聲音告訴聽眾:「聽,這就是『秋收的季節』。」

像大地一樣,厚德載物,黃春明用素樸的文字,描寫素樸的人、素樸的人與人之間,他連炒米粉也素樸而豐富。

黃春明炒米粉在文化界頗為知名,有滋有味,沒有食譜,他說,「做料理是藝術,不是科學」,很難言傳,但是,他是有理論的:「米粉,你用顯微鏡看它的橫切面,是『空』的,都是『洞』,像海綿一樣,所以才會吸收。它本身沒什麼味道,它要吸收那些外於它的東西,把湯汁吸滿吸飽,這個米粉才會好吃。」他總要提醒,炒米粉前千萬別泡水,「你用水把它撐飽了,它怎麼吸收湯汁?」他的炒米粉是「大海納百川」,謙虛、包容、不排外。

黃春明《小駝背》撕畫童書,寫痛了孤獨的靈魂。(圖/聯合文學提供)

日本尾,中國頭

異質元素相互涵容、激盪。黃春明說他的童年是「日本尾,中國頭」。台灣光復時,他十歲。

在小學四年級前,他受的是日本教育,讀的是日文,小學四年級後,開始學中文。日據時代,日本人為了強化認同,加強語言教育,黃春明每天晚上帶阿嬤去學日文。他回憶那時,「食物是用配給的,日本人吃的是白豆腐,一般台灣人吃的豆腐摻有花生米,沒有那麼白。日本人分到的肉,瘦肉比較多,台灣人的肥肉比較多。台灣人如果想要有日本人的待遇,就要把漢名改成日本名,或者講日語,在家就可以掛一個『國語家庭』的牌子。」

老人好不容易學會日語,沒想到光復後日文五十音就變成了國語注音符號。很多老人說「嘸彩呀」,可惜日文白學了。

日本占據台灣五十一年,受影響的至少三代人,第一代出生在清朝,第二、三代出生時以日本天皇紀年。日本投降那一天是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布無條件投降,黃春明回憶當時,「老年人高興得說『真是萬幸』。中年人則是一聽天皇說話就立正,聽完就哭了,老人在中年兒子肩膀拍了一掌,『我們打贏了,你哭什麼』。」

「這種矛盾,我當時還很小,是看熱鬧,覺得很好玩」,黃春明小時那種中日矛盾,後來加上兩岸隔離後的國共矛盾,越來越複雜。他在〈戰士,乾杯!〉這篇小說中,以在夢裡痛哭表現了時代的沉痛。那種悲哀,他以原住民「熊」的家中掛的三張照片,非常視覺化的呈現:第一張是日本兵,「熊」說那是「我媽媽的丈夫」(前夫),在南洋戰爭中被派到菲律賓戰死。日本兵旁邊那張照片是「熊」的爸爸,是「共匪」,他在光復後被派往大陸參加內戰,被八路軍抓去變成共軍。第三張照片是一位穿迷彩裝的國軍,那是他大哥,蛙人,潛赴大陸突襲,為中華民國犧牲。這些照片都掛在「耶穌受難圖」旁邊,而沒有照片的,還有「熊」的祖父,他與日本人打過仗;曾祖父也打過仗,是和漢人打。

相異民族或文化的相遇、碰撞,除了最初的刀兵相見(爭奪領土、資源、權力),其實後來還有自覺或不自覺地交流,而交流本來可以是豐富彼此的。黃春明喜歡用「洋流交會」形容這種現象,「黑潮(暖流)、親潮(寒流)交會的地方,魚特別多,也容易產生新的品種」。

他常提到「黑潮」,因為宜蘭沿海往花蓮走去,左方遠處就是黑潮。黑潮源自北太平洋上的北赤道環流,因為溫暖,又稱「暖流」。而「親潮」則是自北極海而來,謂之「寒流」。「黑潮」穿過台灣東部海域後,沿著日本往東北,在北海道附近和「親潮」相會碰撞,各自帶來魚種,也因冷暖交會造成的海水高低層擾動、混合,成為最佳漁場,日本的北海道漁場、台灣的彭佳嶼漁場都是如此。

黃春明以「洋流交會」為例,「日本占據台灣頭尾半世紀,台灣就是漢族、大和民族文化DNA的孩子,這樣生出來的嬰兒有罪嗎?」他認為台灣某個年齡層的人對日本人有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本三一一地震,台灣人捐了六十多億,若沒有文化上的血親,怎麼可能?」

他對「外省人」也很有同理心。民國34年台灣光復之初來台灣的幾乎多是軍人,這些人剛打完八年抗日戰爭,那是極不對稱的戰爭,兵疲馬困,戰後怎可能雄壯威武?民國38年在大陸內戰敗退來台的軍人,更是不堪了,那些人很多是「打日本」之後接著「打八路軍」的老兵,黃春明還看到一些青年兵、娃娃兵,「很多軍人應該是農民被拉伕,也有不少根本是小孩,穿著大人的軍裝,挑著鍋蓋,這副『軍容』跟台灣人以前看到的日本軍人非常結實的樣子,真的差別很大」,讓當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台灣人很失望。

黃春明回憶外省人、台灣人當時的族群衝突或對立,「不同種的動物放在一起,就會打來打去。像來亨雞,如果放一隻外來的,就會鬥,所以雞農會先把牠們的尖喙剪掉」。而對新來者來說,「你作為一個生物,跑到一個陌生地方,被連根拔起來,一定會害怕、不安,能對人有笑臉嗎?」來自三十五省、各有自己母語的外省人剛開始到台灣時,彼此連語言也不能溝通,「那種不安就會引起腎上腺素分泌」。他以自己為例,「我少年時,拳頭就不是我能控制的,我還沒有自覺,拳頭已經伸到人家臉前面了。這還只是我個人,如果變成群體,你就知道多困難了。」

「而且台灣又曾被日本人控制過,認同很複雜,當時又很窮苦,非常窮苦的人就很容易殺來殺去。」黃春明很感慨,「這個認同真的很可悲」。「排斥外來種是動物本能」,他說,「但是,人類不只是動物啊。」

(上)

日日是好日——黃春明被退學四次的九彎十八拐(中)

他鄉.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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