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凡/尋(上)

聯合報 海凡
尋(上)。(圖/龔萬輝)

1.

近午時分,陽光尚未熱辣。街上車流人流不多,風撲面隱隱有浮塵。

鍾穎拖一個雙輪小行李箱,余心背著小背包,卻都感覺一股燥氣往頭頂躥升。鍾穎臉頰漲紅著,髮際汗漬斑斑;余心的幾綹灰白鬢髮,黏膩膩,濕嗒嗒貼在耳邊,襯得臉色透出瓷青。

「來,我們換一換──」鍾穎猛地住腳,轉過頭,將行李箱的把手推給余心。

「不,不必,不重的。習慣了。」余心搖搖頭,微瞇著眼回答。

鍾穎來過多次,也有要好的大學同學住這裡,對新舊街場都不陌生,她知道彎過人潮熙攘的大巴剎,再橫過幾條街巷,就有不少小食肆。

「我們去吃芽菜雞,然後才去check in。吃過嗎?妳們那時有芽菜雞嗎?」

她見余心懵然,不禁失笑。芽菜雞是這裡後期才叫響的美食品牌,余心阿姨那年頭,還是二戰後呢,那是什麼情況?

「哦,哦,那時最出名是『豬腸粉』。」余心囁嚅,用掌背揩一下臉頰的汗,眼角餘光瞥著周圍,有一種驀然出現在陌生環境的侷促,「好像──有一家『源香』的餅店,不知還在嗎?它『雞仔餅』好吃。」

「有,有,都還有。這裡水好,『豬腸粉』特別幼細滑嫩,又薄又Q。一定能吃到的。」鍾穎能帶余心出來,長久期待的一個答案在前頭等著,心裡滿是興奮。

這半月來,她就像一頭栽進夢裡似的。怎麼能想像,就在她生活的城市以北幾百公里,開車不過五六小時,竟有這樣一個村子,有這麼一群人?

那天她獨自進到村裡,也是近午時分。兩隻黃狗圍著她吠個不停,一前一後,越逼越近,還齜露著尖銳的牙齒,和她鄰居牽著在樓下溜逛的「狗狗」太不一樣了!她惶恐地雙手緊縮,拿行李箱擋著,不知往哪裡閃躲。一位高大的,平頭短髮的中年男子晃著身子走過來,把狗喝住,請她進路旁鋅板搭蓋的棚子。

棚子裡閒散坐著幾個中年人,好奇而友善地打量她。她臉色舒緩過來,掏出一張名片,介紹自己是個在修讀碩士的學生。到這裡原來是尋人──她目光掠過那幾張布滿風霜卻淺露笑意的臉孔,在他們那身村夫農婦的穿著飛了一眼,到嘴邊的話突地拐彎,說道:來這裡想做,做一個田野考察……中年男子搔著短髮,靦腆地打斷她:「沒有。我們只有樹膠芭,沒有田野。」她一怔,噢、噢──「噗哧」一笑,緊繃的身心頓時鬆弛下來。

兩隻狗見主人和來客搭話,不再吠了,慢慢靠近她,用潮潤的黑鼻子嗅她的運動鞋。

然後,她住進村裡的招待所,安頓下來,方便她做「田野考察」。也沒錯──她為追尋祖父行跡來到這裡,從家庭溯源介入,探究那場社會運動,正是她著手的碩士論文課題。

從她年邁的祖姑母那裡,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祖父,二戰結束後,曾在北方那個叫「錫都」的城市生活工作過,是一份反對英國殖民,爭取民族獨立的報紙的編輯。緊急狀態後不久,失蹤了!據傳跟隨復員的抗日軍上山,挖出武器打游擊,華玲和談後北撤泰馬邊境;又有說是未及上山就被逮捕,遣送回家鄉海南島,投身中國解放戰爭。

祖姑母是多年的帕金森症,老眼昏花,動作顫顫巍巍的。但一說起這個弟弟──家裡唯一的男丁──抬眼目光精亮,口齒清晰:「肯定上山!那天一大早突然來我這裡,白衣白褲,提一個皮箱子,」她顫著手做提拎動作,「很重。衣服哪有那麼沉?說都是書。」望向門外像是喃喃自語,「怎麼不記得?那時妳阿爸才三歲,他就敢拋家棄子!我罵他了。他向來聽我的,這次不聽,說不走不行。一去再無消息。幾十年,當他不在了。」說著,黃濁的淚珠順著皺紋簌簌滾落。聽她說要四處尋找祖父的行蹤,還要寫作論文,祖姑母用衣袖揩去淚滴:「這就對。莫像妳老爸,從來不問起。整天只會西裝領帶登報紙,但你自家,你安穩的生活,從哪裡來的都不知道,怎能說是有出息?妳等等──」

祖姑母壓著腰背緩緩起身進房間,半晌出來遞給她一張泛黃的照片:年輕的祖父。果然一身白衣褲,胸前掛著相機。「只有這一張。要是還在,快八十了,屬豬。小我三歲。」

她無法把那樣的祖父跟眼前的村民疊合。他能在這裡嗎?她心裡也明白,她的尋訪,祖父怕是找不回來了,能找回的是祖父當年的行跡。這裡的村民是她祖父的「同志」,和他們交往,就如同和祖父的間接接觸。再從這裡去完成殘缺的家庭拼圖。

她跟村民們漫談聊天。即便是那些對普通日常的回顧,都讓她感受到暴風似的撞擊。那是一片全新的天地,一種超乎她想像的日子。在她成長的和平年月裡,就在同一片天空下,竟然存在如此截然不同的社會圖景:流蕩、飢餓、傷殘、死亡,和熱血、奉獻、榮譽、理想絞纏在一起。生命的匱乏和充盈水乳交融。犧牲是環繞的氣息,吸納著它,又得從容地生活下去……夜晚當她在燈下整理記錄,四周夜蟲的鳴叫呼應著她內心騷動的聲音,她無法不跳脫尋常的視角,去審視個人,集體,家國彼此共生而又紛亂的關係。此前對這段歷史她所知不多,或只有被扭曲的認識。如何去理解這一群人?怎麼去描述這一段社會史?如何去述說與她血脈相連的祖父,在家庭裡的長久缺席?父親是執政集團的華族政要,對沒有絲毫印象的他的父親,從來不在孩子們面前提起。而相片裡那人,寬額大眼,厚闊的嘴唇,確實是他們家人的特徵。她也自幼喜歡攝影,喜歡閱讀。除此之外,他有過怎樣的生活,在荒野裡,在炮火中,他也經受過村民口中那些普通人難以想像,卻被他們視為尋常的千難萬苦?

在村裡她過得很有規律,如村民一般早睡早起。清晨六七點鐘,村子還籠罩在潮潤的霧靄裡,攝氏20度左右的氣溫。她沿著斜坡慢跑,一點不出汗,倒像剛喝過紅酒,溫煦舒泰潮水般漲滿全身。耳畔不知名的鳥兒、蟲兒「唧唧」鳴叫。環繞的林野薄霧飄拂,空氣裡泛蕩著樹脂和綠葉的芬芳,她敞開全身的毛孔,讓絲絲縷縷的清新,淘洗她淤塞的五臟六腑。

路旁的雜草野花色澤絢麗,讓她聯想到高原氣候的雲頂和金馬侖。一棵木瓜樹掛著熟透的豔黃的果實,兩隻羽毛淺褐,頸冠灰白的鳥兒「撲楞」著翅膀,半懸空地爭相啄食。她停下,跺腳,「謔,謔」揮手。

「趕牠做什麼?」

她回頭,第一次見到余心。「我們也吃不了,餵牠正好。」說著微笑地擺擺手。

余心衣著樸素整潔,灰白短髮,個子雖然矮小,而腰背挺直。她好像突然發現,村民們儘管大都年過半百,還沒見到身材肥胖臃腫的。

「妳知道嗎?村裡的小孩『裝』過牠,想要養,不一會兒,牠自己咬舌頭死了。」

「哦!」鍾穎睜大雙眼,這麼剛烈,「什麼鳥?」

「白頭翁。」

像余心這樣上了年紀的女村民不多,自然特別引起她留意。原來余心二戰時就接觸抗日活動,五十年代初,上山成為極少數的女游擊隊員。此後整個下半生都在叢林裡度過,直至1989年12月合艾和平協議簽定,才落戶這裡。

上山前,余心就在錫都市郊的小鎮長大,是一戶小礦家的養女,偶爾會到市區走動。

「有沒有聽說這個人,鍾祥和──辦報紙的。」鍾穎趕忙掏出照片,「喏,見過嗎?」

余心接過照片,鍾祥和看似比她當年大幾歲,老照片蒙著一層時間的光暈,讓她觸摸著昔日的溫熱可親。而那一身穿著到底不像小鎮人,一再仔細端詳,她搖搖頭。但也有讓她眼熱的,她很快注意到照片裡的相機,那個小小的黑亮盒子,長方形,兩個黑黝黝,突出如蜻蜓的大眼睛。它那麼新奇,又那麼老舊,它沒有變,就如當年她見過的!是不是就是它,那天曾攝入過她刻骨銘心的一瞬?

2.

她們在舊街場找一家小旅店住下。趁著要吃晚飯,下樓四處溜達。儘管鍾穎內心期盼熱烈,但也知道急不來,到底經歷快半個世紀,往事層層疊疊,記憶需要場景慢慢喚醒。

1949年1月,余心不能確定是哪一天了。根據西碧兒‧卡迪卡素夫人(Sybil Medan Kathigasu)遺囑,她的遺體從倫敦送回來這裡安葬。整個市區喧鬧起來,人群都湧到街上。曾到她診所看過病的,家裡孩子由夫人接生的,那些從報章,從鄰里只聽聞其名而對她充滿崇敬的,扶老攜幼都出來送殯。余心也在隊列裡,跟著從小一起長大的阿方。阿方老早告訴她,一定要來的!卡迪卡素夫人不止救治普通老百姓,在甲板她還冒生命危險醫治山裡的抗日軍。因此被日本人逮捕,關禁,毒打受重傷,才這麼年輕,四十九歲就去世。

正是下班時間,路上車子多了,喧囂噪耳。夕照如粉塵撒落在樓房頂上,泛著淡淡暈黃。走過休羅街時,余心不由得駐腳打量,矗立的許多老建築,面目依稀如故人。鍾穎說改叫Jalan Sultan Iskandar了,「當年送殯隊伍一定走過這裡的,過了近打河,再去拐進Jalan Church就到了。」

那時阿方拖著她的手(不在住家小鎮她膽子也大了),走在人群裡她感到肅穆莊重,又掩抑著難以言表的興奮,他們的臉龐被陽光照得發紅。華人出殯總是敲敲打打,這隊伍卻靜默得出奇,只有雜遝的腳步聲。被巨大的花圈團團圍繞的靈車,一路向聖米高天主教墳場綿延行進。說是送殯,更像在迎接親人返回老家。

在路上他們會合一位先生,胸前掛著一架黑亮的,長方形的相機,一路拍攝送殯的情景。阿方跟前跟後協助,說「報紙過兩三天就會登出來的。」

她望著不見頭尾的隊伍,悄悄問阿方:有同志出來送殯嗎?阿方低聲回答:「不都上山了嘛。」又側過臉向正忙著拍攝的先生呶了呶嘴。

隊伍散去後,先生邀他們喝咖啡,他們來到一棟三層樓房的大門口,阿方介紹:「這就是出報紙的地方。」他們站在大門口五腳基外,先生說要用大樓做背景拍一張合照,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阿方又來牽她的手,被她輕輕蕩開了。這是她一輩子中極少數的照相,也是她和阿方唯一的合照,為什麼不讓他握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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