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錦／張學良，「中國人」， 是條漢子！

他晚年寫道：「不怕死，不愛錢，丈夫絕不受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磊落光明度餘年。」

為其傳奇一生，留下註腳。

近代中國，有三大風雲人物，蔣介石、毛澤東和張學良。蔣、毛左右了中國的命運，而張學良於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發動的「西安事變」，卻對蔣、毛的命運發生了重大影響。談中國的盛衰成敗，繞不過張學良。

1928年六月四日，日本人設計了「皇姑屯事件」，炸傷東北奉軍首領張作霖，延至次日傷重逝世，其子張學良繼任奉軍領導人。

當時的東北懸掛北洋政府的五色旗，「皇姑屯事件」使得有「殺父之仇」的張學良，更加了解日本的野心，有意歸順南京國民政府，改懸青天白日旗。就在此時來了一個日本人林權助，到張府「弔唁」。

林權助（Hayashi Gonsuke 1860-1939），日本外交官，「會津藩」出身。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與伊藤博文協助中國變法維新，認識梁啟超，變法失敗助梁逃往日本。林權助此時受首相田中義一的指派，前來遊說張學良，不要與南京政府走得太近，以免妨礙日本侵奪中國的圖謀。

林權助給張學良開出許多優渥條件，簡直可讓他另成立一個政府，獨立於中國之外。張學良怎麼回答呢？他在台灣1990年獲得自由後接受記者訪問，回顧這段歷史：

那林權助是頭等外交官，他把中國古典書也念得很好。

我跟他說：

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很周到，比我自己想的都好。

他說那很好，但是你為什麼不接受我的意見呢？我說：

你忘了一件事：我是中國人！

林權助知難而退。

「我是中國人」，何其壯哉！中國當時四分五裂，群雄割據，國幾不國，「中國人」張學良，不受日本的威脅利誘，終於使「東北易幟」，在南京的中央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歸於統一。

張學良「我是中國人」的信念，使他幹了另一樁驚天動地的大事——「西安事變」。這是一樁「盛事」還是一件「蠢事」，那要看誰來評斷。

「九一八事變」日本人占據了東三省，歸順了中央的張學良及其東北子弟，希望抗日，「打回老家去」。但蔣介石的方略是「攘外必先安內」，不消滅共產黨，就沒法集中力量對付外敵。國軍多次進擊，稱之「圍剿」；共軍不斷敗退，自言「長征」。在此危急存亡之刻，年輕的張學良及其部屬，「思鄉情切」，等不得了，於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乘蔣委員長到西安開會時，偕同他的副手楊虎城，發動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劫持蔣介石，迫其放棄「內戰」，盡早「抗日」。「西安事變」距今已八十六年了，誰能說清楚它終極的影響。

事變期間，中共中央還在保安，而非延安。十二日晚間，消息傳來，毛澤東等人欣喜若狂。十三日下午四時，中共在「紅軍大學」附近草地上，召開三百餘人的會議。後在台灣政大東亞研究所任教的郭華倫教授，當時在紅軍大學教書，也在現場。據他說：

毛澤東此時高呼，1927年「四一二事件」以來，蔣介石所欠共產黨人的血債，現在是清償的時候了。毛澤東接著表示，必須把蔣介石解送保安，交由人民公審，給予應得的制裁。換言之，他主張殺蔣。

不過，十二月十四日深夜，莫斯科共產國際的電令到達，批評中共所持的是報復主義，內戰方針也是錯誤的；這樣的方針，正符合日本軍閥和中國親日派的願望，對蘇聯和中共都是不利的。因此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改採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

共產國際的訓令，當然來自史大林的深謀遠慮。誠如共黨問題專家王健民教授，在其所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中所指出的：

無論中共如何宣傳蔣委員長「不抗日」、「向日本屈辱投降」，史大林非常明白，蔣委員長必能領導中國抗日，斷不能容其犧牲於張、楊和中共之手，否則日俄之間無緩衝國，受害的將是蘇聯。

史大林對張學良的不悅，非自西安事變始，在此之前，他已否決了張學良加入中共；「西安事變」益使史大林深信，張學良是麻煩的製造者。

「西安事變」對中國有什麼影響呢？有人認為促成了國共合作抗日，爭取到最後勝利。也有人認為因此使垂危的共產黨起死回生，造成中華民族空前的災難。周恩來稱讚張學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張學良字「漢卿」，蔣介石在日記中嘆道「漢卿壞我一盤好棋」、「漢卿誤我大事也」。

不管怎麼說，張學良抗日救國的初衷是無可懷疑的，史學家唐德剛稱他「少年氣盛，忠肝義膽」。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批評張學良「小事精明，大事糊塗」。張晚年也自承「魯莽，好衝動，捅婁子。」

不過張學良勇於認錯，好漢做事好漢當，事變結束後，蔣坐專機回南京，張隨至機場，堅持要送蔣回去，蔣勸他不要去，他去了反而不好善後，張堅持隨護。到了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軍事法庭審判張學良，以「圖謀伙黨，對於上官為暴行脅迫罪」，判刑十年，國民政府特赦，但卻是一生幽禁。

「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正在北平，住在「協和醫院」。事變發生，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寫了一首〈哀瀋陽〉的詩。正當全國軍民哀傷憤慨之時，這首詩成了一顆火種，立成燎原之勢：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趙四是趙一荻，後來陪著張學良幽禁大半生，也算有情有義。朱五是政商名人朱啟鈐的第五個女兒朱湄筠，她在「九一八」前夕才完婚，證婚人正是張學良。至於胡蝶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九一八」那天她在天津拍戲，不在北平，而且她從未見過張學良，她在《申報》上連刊兩天「胡蝶闢謠」的啟事。

「九一八」事件有一疑問，是誰命令駐軍不抵抗的？外界傳說是蔣介石，但張學良事後直言，是他下的命令，不是蔣；為蔣洗刷了歷史的清白。不過那時任何人都能了解，中國還不是日本的對手。

張學良勇於認錯，不推諉責任。他曾對舊部呂正操說：

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

楊虎城一八九三年出生於陝西浦城一戶農家，後從軍，一九二四年加入國民黨，先後任國民革命軍軍長、十七路軍總指揮等要職。「九一八事變」後，楊虎城積極主張抗日，多次面謁蔣委員長要求參加抗戰。「西安事變」落幕，楊虎城解職出國考察，未奉令不得回國。楊虎城在海外期間，迭電蔣請求回國參戰，均未得允准。曾有詩曰：

西北大風起，東南血戰多。

風吹鐵馬動，還我舊山河。

1937年十月底，楊虎城從法回國。戴笠以蔣在南昌召見為由，將楊虎城帶至南昌扣押，後又轉至重慶。

1949年，國民政府行將撤離大陸之前，軍統局「清理積案」，九月十七日在重慶將他全家殺害，除了他本人，包括他兒子楊拯中、十歲的女兒、祕書夫婦及其子、副官及警衛員，共八人。相較於對張學良的處置，對楊虎城未免太殘苛了。

由於大陸局勢的變化，1946年十一月，張學良與夫人趙一荻被解送到台灣，安排住在新竹縣五峰鄉清泉部落。1949年轉移至高雄壽山，在短暫停留近一年後，又回到清泉部落。在深山老林中，與世隔絕，只能閱讀書報、寫作書法、種田、爬山、釣魚等，度過寂靜的山居生活。這段日子裡，他寫了一些詩，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山居幽處境，舊雨引心寒。

輾轉眠不得，枕上淚難乾。

他睡不著，流了淚，是不是對從前做過的事有所「反思」？

1964年七月，國防部政戰系統的《希望》雜誌創刊號上，刊載《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立時震動各方，《民族晚報》立即轉載，海外報刊也跟著轉發。

張學良在文章中自承：「當時自用自專，為他人利用而不自覺。」他還說自己「立志報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釀成巨禍，百身莫贖。」

這篇文章的來由，是一九五六年蔣介石撰寫《蘇俄在中國》，要張學良「將西安事變前後事實寫一回憶呈閱」。張給蔣寫了兩封長信，總共一萬餘字，經蔣經國整理定名為《西安事變反省錄》，發給政府重要官員參閱，《希望》摘刊了大約七千字，將《反省錄》改為《懺悔錄》。據說張學良在《民族晚報》上看到轉載的文章，十分不悅，《希望》立即被停刊。外界對《希望》刊出的文字是否與原文完全一致，也有些疑慮。

後來，張學良離開清泉部落，先後遷至高雄西子灣和陽明山幽雅路，可外出旅行、購物、上館子和會客，已能有限度和外界接觸。此時，張學良的「安全」是由時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蔣經國負責，兩人也因此結為好友。

在宗教信仰方面，張學良受到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的影響，從原本篤信佛教改信基督教，不僅受洗為基督徒，還陸續讀了幾十年聖經函授課程，取得牧師資格。

在與世隔絕的寂寞中，張學良只有趙一荻夫人為伴，趙一荻則盡全力照料張學良。一九六四年，張學良基於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的教規，在求得住在美國的元配俞鳳至諒解後，與趙一荻辦理結婚手續。

台灣遊客到瀋陽觀光，大概不會錯過「帥府」──老帥張作霖和少帥張學良的故居。在客廳裡，掛著一張放大的《聯合報》第三版，時間是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以當年流行的「文藝性」大標題寫著：

卅載冷暖歲月，當代冰霜愛情少帥趙四，正式結婚，紅粉知己，白首締盟

夜雨秋燈，梨花海棠相伴老

小樓東風，往事不堪回首中

和趙一萩結婚是祕密進行，婚禮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美籍人士家中舉行，在場的只有蔣夫人宋美齡，少帥的東北鄉長、考試院長莫德惠，以及總統府祕書長張群，總共十二個人。

1975年四月，蔣介石總統去世，張學良到靈前致祭，寫下輓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道盡兩人難解的愛恨糾結。

雖然因政治考量，張學良還不能獲得真正自由，但行動、交往漸能自主。如每周至士林凱歌堂做禮拜，偶爾也與親友打牌餐敘，亦曾前往花蓮、阿里山、日月潭、中橫、金門等地旅遊。在人際網絡方面，他與前立法委員王新衡、前總統府資政張群、畫家張大千往來頻繁，遂有「『三張一王』轉轉會」雅號。另外，每逢節慶，蔣夫人也邀請張氏夫婦到士林官邸用餐，互贈禮品。

張學良畢竟曾是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被幽禁多年，政治仍然會找上他。據蔣經國日記記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北京曾透過中間人新聞界的曹聚仁，向台北提議，以一九四九年被中共俘虜的前國軍高級將領黃維、杜聿明與康澤等十人，交換張學良，可見中共是多麼重視他，但最後並未「成交」。

張學良愛品評人物，根據他接受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紀錄：

我有兩個長官，一個是蔣總統，一個是我父親。我父親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蔣介公；介公啊，我認為介公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親。一個是有雄才，一個是有大略。

蔣經國就不同，我可以說，到台灣以後，要不是蔣經國，蔣介石就沒有了。蔣先生什麼都沒有，蔣經國還留下點東西，蔣先生留下什麼？沒有。

張學良也不忘品評自己，這是二十八歲時，軍次保定，所撰之自況聯：

兩字聽人呼不肖，半生誤我是聰明。

1947年五月，張學良東北鄉長莫德惠去新竹看他，他寫詩答謝：

十載無多病，故人亦未疏；餘生烽火後，唯一願讀書。

張學良最膾炙人口的一首詩，應是他訪問台南所寫的〈謁延平祠〉，禮讚鄭成功。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義抗強胡。

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台灣入版圖。

這與他早年「我是中國人」的「壯懷激烈」，或可遙相呼應。

1990年十二月，張學良終於恢復人身自由。次年三月，偕夫人前往美國舊金山探視兒女，這是他幽禁五十多年後首次出國，並於同年六月返台。1993年底，張氏夫婦再度赴美探親，之後移居夏威夷。2000年六月二十二日，趙一荻夫人逝世；2001年十月十五日，張學良病逝於檀香山，享壽一○一歲。

張學良晚年留下一幅字：

不怕死，不愛錢，丈夫絕不受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磊落光明度餘年。

為其傳奇一生，留下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