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筱嵐／疫情時代的文學寫作——談小說技藝的接引、準備與串聯

主辦單位：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聯合報副刊、慈大附中

時間：2022年10月20日

主講人：楊富閔、陳柏言

突如其來的疫情改變了生活，當一切似行至低谷，卻仍有生機於此萌發、茂長，萬物是如此，而文學亦是如此。

那些看似無關的  

實則都在彼此接引

談到文學，楊富閔與陳柏言分享彼此和「文學」建立關係的過程，在那條由無數事件接引、搭建而成的文學路上。

陳柏言分享寫作的起點，是偶然在《聯合報》副刊，看到「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的徵稿辦法，「對一個南部高中生而言，除了國文課本收錄的文章，哪裡知道『文學』是什麼？」於是，他抱著「做功課」的心態，走進圖書館，挑中鄭愁予的詩集《寂寞的人坐著看花》，「這個書名，可能最符合我對『文學』的想像。」第一次參賽便獲獎的他，發覺「寫作」成為一條逃逸路徑，能夠暫時偏離千篇一律的生活，也讓自己成為與同儕「不太一樣」的人。但是，他和文學的緣分，並不是從這次的寫作才開始。他追憶起在南方度過的年少時期，所有的浮光掠影，都構成日後為小說所做的準備。

關於「小說的準備」，陳柏言進一步解釋，這個概念其實借用羅蘭‧巴特的書名；「我想要藉此提問：我們究竟要做多少準備，才能開始對於生命的虛構呢？」羅蘭．巴特曾指出，普魯斯特的鉅著《追憶似水年華》共有七大冊，而在最後一冊的尾聲，敘事者才宣稱：「我已做好準備，要開始寫作小說了。」這其實非常弔詭：對於普魯斯特來說，這七大冊的書寫，竟只是「小說的準備」。陳柏言說，《追憶似水年華》的書名，也可以更直白的譯成「追回失去的時光」；這句話，是願望，也是誓言，而寫作正是為了不讓過去消逝所做的努力。在這部厚重的記憶之書後，普魯斯特終於下定決心，開始寫作小說，但是他的生命已然走向盡頭。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可以說是我生命的一個奇異點，」陳柏言說，如果不是因為文學獎的得獎經驗，他恐怕不會毅然選讀政大中文系，也不會遇見一群熱愛讀寫的朋友、不會遇見文學上的貴人和師長，不會繼續寫作，「那我可能也不會站在這裡，和大家說話了。」那些看似無關的事物背後，相互接引，蓄積成日後的文學能量。

每件事

是為了小說所做準備

若將「小說的準備」當成一個作家的學習履歷、書寫的前置作業，那楊富閔的文學養成準備，則是世紀之交的千禧之年。楊富閔指出，一九九九年至兩千年，也是日後定錨自身文業的關鍵時刻：先是他從偏鄉小學畢業，隻身前往外地讀書；大家族的曾祖母百歲仙逝。楊富閔提及，曾祖母是在兩千年的一月三日出殯。所以我的二十一世紀是始於一場葬禮。

大學一樣就讀中文系的楊富閔，一樣來自台灣南部，回顧自己與陳柏言相似卻又不同的文學軌跡，他指出，那個時代流行經營圖文交織的「部落格」，他開了一個網站叫作「大度山上，我的十八歲」。他以寫日記的方式，極其規律但又不設邊界的奔馳著。東海很大，每天都可以思考「我是誰」，也可以思考「我不是誰」。當時沒有投稿經驗，內心卻有一堆故事想說，而在學院的摸索與修課之後，楊富閔找到一種叫作「文學」的載體。第一篇的小說〈有鬼〉，是2008年中興湖文學獎的小說首獎。「作品得到肯定，文學和我的關係，從一個原本很模糊的狀態，漸漸被確立起來。」於是，我們看見一個山村來的少年，一路從讀歌詞寫作文、一人分飾多角編寫校刊，再以網誌記錄大學生活，而至文學獎的嶄露頭角……一切的一切，待那少年長成，逐一將過往的經驗，幻化成了創作中的那個多面體一般的「敘事者我」。

楊富閔這個「敘事者我」，在去年出版的《合境平安》有了更為全面的發揮，《合境平安》架設於熟悉的鄉土背景，以鮮活聲腔，描述成了一本有曾文溪流過、有母親、有阿嬤、廟裡總是香煙裊裊的故事書。「這部作品或許是我的文論。題材是寫民俗、寫日常的不安，更多的是，我對文學何以是『文學』的省思。」這本於疫情期間發生、修改、出版的作品，同時也是楊富閔對於過去十年，歷經文學轉譯與影劇改編之後的經驗盤整。「《合境平安》的草稿寫在2020年3月，那時疫情剛剛爆發，我就把自己關在家裡，大量大量去寫。」

去年三級警戒期間，楊富閔正好離開台大、離開溫州街，回到故鄉的圖書館服役。「服役是一種類隔離的狀態，而我剛好在圖書館，整天和書關在一起。」大內區的圖書館，曾是童年我與同學消磨時光，寫暑假作業、看《靈犬萊西》與《威力在哪裡》的地方。而今，記憶接引今昔兩個時空，整個人也從過去忙碌的狀態，校準歸位。楊富閔表示：「我以為我暫時告別文學的領域，結果回到故鄉，還是回到文學的行伍。」

關於《合境平安》，陳柏言說，「富閔在這部作品中，想要強調一個好的故事，不會只有人物和情節，『背景』其實也很重要。」因季季老師而結緣的兩人，成為文學道路上的夥伴，對彼此作品也別有心得。陳柏言從楊富閔早期的一篇創作〈像我這樣的小戶長〉，談及素材運用和民俗意象；同時指出《合境平安》中〈晴天霹靂方法學〉一文，楊富閔將傳統的布袋戲場景不斷抽換，「讓我們注意到，背景不再只是背景，而是鄉土世界和真正人生的互相結合。」陳柏言表示，楊富閔筆下那些玉皇大帝、仙女、乩童、土地公等人物，彷彿走下蓬萊仙山的布景，靠近你我，同我們一起呼吸，笑看人間百態。

是文學將一切串連

還是串連最後皆成了文學

同樣在疫情期間大量書寫的陳柏言，於2020年出版了《溫州街上有什麼》短篇小說集。他說，本書是受到已故小說家李渝《溫州街的故事》啟發，儘管自己從沒上過李渝的課，卻在李渝的追思會上，感受到一種奇怪的共感，「《溫州街的故事》是在1991年出版的，正好是我出生那年。二十幾年後，也在溫州街生活的我，透過文學，彷彿可以重新想像她當年在溫州街生活的樣子。」因為這個起點，讓陳柏言有產生以文學和李渝進行既跨越時代，也跨越生死的對話的念頭。

溫州街，這條緊鄰台大的街道，不但反覆在文人的筆下現蹤，也是文學事件發生的歷史場域。陳柏言坦言，「寫《溫州街上有什麼？》的經驗，和前面兩本小說不太一樣。更像是用規畫一座城市、一條街道的思維，在創作小說。」這本小說集，也被視作向文學圈外遞出邀請的作品。而在好友楊富閔眼中，本書除了與「溫州街」有關的文學文本，形成互文對話的連鎖關係，更是陳柏言嘗試從自身視角，對這座城市進行重繪、探勘以及丈量的結果。他說：「我們也可以把《溫州街上有什麼》讀成柏言的文學概論。」

在虛構的小說裡，陳柏言以溫州街為軸，透過與邱妙津、李渝、袁哲生等寫作者往復對話，將故事接引成盤根錯節的巨大網路。楊富閔則沿著曾文溪迤邐而行，帶領讀者重返「故事」的現場，重新搭建「文學」發生的關鍵時刻。最後，陳柏言引用李渝〈無岸之河〉的觀點，來詮釋小說的技藝：「寫小說就像在擘畫一條河流。小說家必須不斷地引流，去接引不同的故事和敘事角度，讓他們的河流愈來愈大，並藉此引出內心夾層裡面真正的故事。」當故事延伸故事，枝枒再生枝枒，終會長成大樹，為我們撐出「文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