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月刊》謝明良/記蔡襄〈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
文∣謝明良(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圖∣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蔡襄(字君謨,1012-1067)〈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是著名的北宋法書。依據童永昌的考證,該尺牘是蔡襄在北宋皇佑三年(1051)書寫給泉州人士許當的信札。本文是就該尺牘的「青甌」記事,引伸談談宋人以青瓷盌喝茶,以及唐宋人以陶瓷做為交際饋送的風氣。另外,從所使用羅紋砑花箋紙所飾對蝶紋樣,介紹了宋代對蝶紋的流行,而此一時尚紋樣也反映在蔡襄秘藏的建窯黑釉盞。
信札釋文如下:「襄得足下書,極思詠之懷。在杭留兩月,今方得出關,歷賞劇醉,不可勝計,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與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樂。唐侯言:王白今歲為游閏所勝,大可怪也。初夏時景清和,願君侯自壽為佳。襄頓首。通理當世屯田足下。大餅極珍物,青甌微粗,臨行匆匆致意,不周悉。」(註1)
在寫給友人的信札中,蔡襄提到自己在杭州停留了兩個月,即將出關,從地緣土產名物的觀點推測,送給友人的青甌很可能就是浙江瓷窯的青瓷製品,而十一世紀中期前後浙江瓷盌無疑要以越窯青瓷盌的檔次最高(圖1),其不僅曾出土於河南密縣過去被認為是蔡襄此信札的收信人,三元及第狀元、兩娶宰相富弼千金的馮京(1021-1094)及其夫人合葬墓(圖2),日本九州鴻臚館遺址也出土了這類青瓷盌(圖3),從北宋天聖二年(1024)首位及第進士,後受封莒國公的宋庠(996-1066)作〈新年謝故人惠建茗〉感謝友人惠賜建茶時,也提及「越瓷涵綠更疑空」(《元憲集》武英殿刊本)(註2),可知晚迄宋代仍有以越窯青瓷盌飲建茶的雅士。
其次,該尺牘是以行草書寫在飾著對蝶紋的羅紋砑花箋上(註3、圖4)。錯落於箋上的對蝶紋計六處,所見均呈頭部相向,以平展的雙翅構成弧圓的對蝶,蝶紋外周飾聯珠紋。對蝶紋在中國工藝品上始見於唐代,如陝西唐元和七年(812)惠昭太子陵出土的石盒盒面對蝶即為一例(註4)。北宋時期對蝶紋更趨流行,見於金銀器、玉器、陶瓷等各質材工藝品,也是女子鈿簪、步搖的時髦器式,但除了前引蔡襄尺牘之外,所見對蝶外周均無聯珠飾,而聯珠飾對蝶之意匠則又和聯珠對鳥等薩珊波斯錦有共通的意趣。(圖5、6)宋人熊克(1118-1194)《中興小記》引南宋朱勝非(1082-1144)《閒居錄》載北宋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8)「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註5)。由於對蝶紋是唐、五代工藝品上常見的紋樣,故所謂孟家蟬新樣,應該不會是雙蝶母題的創發,而應理解為是對傳統對蝶紋紋樣的修飾,是匠人獻樣成為官樣後再帶動民間流行的時髦圖紋。
蔡襄之於雙蝶紋似頗為鍾愛,既以對蝶紋箋書寫致送他看重的友人,甚至還蒐集到顯現雙蝶紋的建窯兔毫盞。蔡襄的侄輩蔡絛《鐵圍山叢談》記載伯父君謨有「茶甌十,兔毫四散,其中凝然作雙蛺蝶狀,熟視若舞動,每寶惜之」(卷六)(註6)。在我看來,這樣的雙蝶意象建盞與其說是由赤鐵礦形成的毫毛晶體或在黑釉上描金、描銀飾,其實更像是今日俗稱的曜變盌(圖7),而蔡襄個人竟然就擁有十件之多,實在讓人嘆服。一般認為目前所知幾件著名的建窯曜變盌的年代應在南宋時期,不過筆者以上仍待實證的連想卻也設想建窯曜變的出現年代可能就如兔毫盌般,是在北宋十一世紀中期,雖然可確定屬北宋的建盞案例極為有限,但兩宋時期建盞樣式變遷之議題,顯然值得今後認真地予以評估。相對於建窯雙蝶紋盌,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則收藏有一件定窯黑釉金彩盌,盌內壁貼飾金箔,鏤空花卉之間飾三組對蝶(圖8),極為華麗,貴氣十足。但以呈現蝶紋的工技來說,恐怕還是遠不如至今只能依據文字的形容來想像的建盞雙蝶紋般珍貴吧。
註釋:
1.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歷代法書全集.第12卷.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頁207。
2.越器以及建盞相關詩文,請參見: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国篇)》(東京:便利堂,1950),頁139-190的集成,宋庠詩見同書,頁154-156。
3.何炎泉,〈暗香疏影.宋代砑花箋紙之製作工藝與書寫文化〉,收入《宋代花箋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19;同氏,〈北宋の花箋紙と文人の書寫〉,收入根津美術館編,《北宋書畫精華》(東京:根津美術館,2023),頁25。
4.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編,《唐惠昭太子陵發掘報告》(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頁5,圖4。
5.謝明良,〈略談對蝶紋〉,原載《故宮文物月刊》,260期(2004.11),後改寫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135。
6.另外,馮惠民等點校,《鐵圍山叢談》作「茶甌十,兔毫四,散其中,凝然作雙蛺蝶狀,熟視若舞動(別本竝作『生動』),每寶惜之」(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02。
本文摘錄自《故宮文物月刊》491期 2月號〈記蔡襄〈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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