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前我們還年輕 覺得在學術道路上得憂鬱症都無所謂

琅琅悅讀 漂島

【成長足跡】

那是疫情前,我們很年輕,對未來充滿希望,覺得在學術的道路上得焦慮症或憂鬱症都無所謂。(圖/pexels)

多年未見,我終於重新和好友瑪爾薇搭上線,約好週末聊電話。瑪爾薇來自土耳其,是我在賓州讀博士班時遇見的好同學之一。那時,我在英文系,她在比較文學系,雖然系所不同,我們卻因為對於後殖民文學與女性主義有共同興趣而成為朋友。

視訊終於撥通,瑪爾薇深邃的雙眼與高挺的鼻樑出現在螢幕上,然後是她背後明亮的落地窗。我才忽然想起,我好像很少在明媚的陽光裡看著她,或許是因為我們曾經一起待了好幾年的賓州中部,多數是陰冷的雪天。我想不起來我們是怎麼在畢業的前後失聯的——疫情,隔離,無止盡的雪,資源緊縮的學術界。

她所在的荷蘭現在是晚上七點,比我所在的加州快了九個小時。五月的陽光裡,我聆聽著瑪爾薇分享她畢業前後的艱辛歷程。她與多數的同學們一樣,畢業後決定繼續走在學術的道路上。她離開美國,先到挪威奧斯陸大學當博士後研究員,後來又搬到荷蘭烏特勒支當講師,即使過程充滿動盪,瑪爾維還是熱衷於她對於土耳其與阿拉伯地區的文學研究。

「大學減少了預算,我的合約年底就到期,我真的好累。」她說。

那個近乎是投降的累,我完全明白。

學術研究的工作能將我們帶到世界不同的角落,但是新的工作也代表著我們得適應全新陌生的環境、文化、擔心工作簽證,頻繁搬遷也導致我們很難建立長久的人際關係。對於已經有伴侶或是家庭的人而言,學術道路的風險更大。除非拿到滿意的終身教職,許多人每幾年就換個地方工作,很難落地生根。

「對我而言,從住了七年的賓州山谷搬到天候、文化全然不同的舊金山灣區,已經像是把自己連根拔起,我無法想像妳畢業後短時間內要搬到挪威,一年後又搬到荷蘭。」我說。

視訊螢幕裡,我聽瑪爾薇講起她這些年的心境與遭遇。那些故事我再熟悉不過,例如: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環境裡時時懷疑自己;看著當年一起畢業的同學都已經找到終身教職,自己卻還在教職的市場裡流浪;聽到資深的學者們有意無意地說「這麼多年了妳還是沒有拿到終身職,一定是妳自己不夠優秀」;又或者,擔心自己年屆四十,已經畢業五年,在教職市場裡不再是討喜的求職者。

話語間,瑪爾薇情緒滿載,讓我想起自己五年前還在寫博士論文時,做出離開學術界的決定。回頭看自己的決定,我覺得學術界仍然像是一條開滿花的蜿蜒小徑,學術道路上的每個人幾乎都很聰穎,很努力。能夠投身於自己所熱愛的主題,為之辯證、發聲,是件美好的事。

然而,瑪爾薇還有其他同學們的經歷,不禁讓我覺得,能否拿到終身職最後取決於兩件事:第一是運氣,第二是犧牲。

運氣涵蓋很多事情:求職當年有沒有碰到疫情、系所的招聘資源是否寬裕、你所研究的主題是否有市場話題性、招聘委員會是否喜歡你的研究方向、你的指導教授是否認識委員會上的人、你想居住的地區是否有開缺等等。

而犧牲,或許更好理解——你願意為一份學術志業犧牲多少呢?

例如,當工作無法選擇地點時,你是否能接受住在地處偏遠、最近超市要開車一小時的城鎮?你是否願意為了工作與伴侶分隔兩地?你是否能接受每天與你不喜歡的同事相處?你是否能接受高度競爭卻時而孤立的學術環境?你是否能接受為了市場熱度而改變研究方向?你是否能接受已經生病的自己持續在一個讓你更焦慮的環境裡待著?

博士班畢業前一年半,這些問題在我心底騷動著。我很喜歡學術研究與教課,但我也想要能夠有多一點選擇權,想要對自己誠實,想要成為一個自己會喜歡的,快樂的大人。

我與瑪爾薇分享五、六年前自己所經歷的抉擇過程。「我感覺妳做決定的過程很成熟,而我現在才開始真正思考這些事。也許,以前我都在自欺欺人,以為自己能夠得到夢想中的工作,以為我也可以。每天,我都覺得自己一直在有毒的環境裡,也情不自禁一直把自己跟同儕比較。」

我跟瑪爾薇說,其實也不用這麼想。人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環境裡,自然而然會與人比較,這是身而為人的天性,也是我們的限制。

其實,離開學術界以後的我,偶爾也會想,自己是不是太早意識到自己的限制?如果留下來,會怎樣?也許,沒有絕對正確的選擇,我總以為,每一條道路都有它能賦予的獨特風景。我們該做的,不是選擇旁人認為正確的,而是在真心聆聽自己的需求後,選擇自己能坦然接受的。所謂需求,在每個階段也不一樣。我們可以允許自己改變,在不同時空情境下渴望不同的東西,並且認知到,做決定可以是個漫長的過程,當下不知道答案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妳毅然決然走在自己的研究道路上,面對未知仍然勇往直前,就算最後沒有妳想要的結果。其實妳已經很棒了,我希望妳能看見自己的勇敢,像我就無法作出妳這樣的抉擇。」

其實我們都很棒了,我想這麼說。

習慣過度努力的我們,時常忽略自己已經走的多遠。我們慣於分級、比較,用外在的價值體系度量自己,卻不曾正視自己為了堅持夢想所消耗的能量,為了找尋生活的平衡所耗費的心力。

我的二十到三十歲之間幾乎都是在學術圈裡度過的,深刻記得同學與教授們時常把吃藥、看精神科或是諮商掛在嘴邊,甚至變成玩笑。

七年的歲月裡,我深刻體會到一件事:我們是脆弱的,我們的靈魂與身體是寶貴的。我們可以更善待自己。好幾年前的某個夏天的月底,我與同學們剛領到下個月的助學津貼,瑪爾薇跟我說:「我們去鎮上的川菜館吃飯吧,我好久沒有點乾鍋羊肉了。」

那是疫情前,我們很年輕,對未來充滿希望,覺得在學術的道路上得焦慮症或憂鬱症都無所謂。

那時候愚勇的自己值得愛惜,而未來在困頓中掙扎探問的自己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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