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搖滾遇上鐵幕：捷克民主之路上的文化暗戰，比英雄更能撼動政權

1989年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出現超過十萬人的遊行活動，由於鎮暴警察以武力驅散示威人潮，進而引發更大規模的集會示威，最終導致該國共產黨政府放棄權力並取消一黨專政。本篇文章帶領讀者回到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探討搖滾樂如何成為一場民主革命的催化劑，在追溯歷史的同時，也嘗試從不同角度切入前述浪漫神話。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前往美國紐約旅行，他在那裡接觸到彼時方興未艾的嬉皮文化以及其陰暗面——那些在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的「工廠」中鼓搗出來扭曲、怪異的前衛音樂。來自東歐的哈維爾立即被迷住了，他買下了一張地下絲絨樂團（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唱片《White Light/White Heat》。

我們先回到當年的時空背景。二戰結束以後，捷克斯洛伐克採取親蘇聯外交政策，並且在1955年加入華沙公約組織，與其他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一同納入蘇聯的衛星國，在政治與經濟上均受後者嚴格控制。 隨著時間推移，當地人民對於國家經濟停滯的不滿意情緒，也逐步體現在政治議程上。1967年的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大會上，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等作家開始批評共產黨政府，1968年1月份，政治家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成為該國共產黨第一書記，啟動一系列溫和改革措施，包括解除對媒體審查，推動經濟自由化。

杜布切克的政策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然而蘇聯領導層卻將之視為威脅東歐地區政治穩定的挑戰，同年8月，華約組織派出數十萬人的軍隊發動突襲，重塑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體質，定社會主義為一尊，直到1989年絲絨革命結束了共產黨統治。

整整二十年的「正常化時期」，被用以強化捷克斯洛伐克與其他社會主義盟國的聯繫，並與世界其他地區隔絕。一起被正常化的還有當時的搖滾樂團，他們被迫解散或改為演奏其他音樂，而哈維爾那張《White Light/White Heat》也只能藉私下複製在歌迷之間流通——因為政府絕對不會給那些熱愛美國音樂的人好臉色看的，況且地下絲絨的主唱，路．瑞德（Lou Reed）的歌詞，基本上把蘇聯社會中能構成冒犯的禁忌通通觸痛一遍。

假如你對該國歷史不熟悉，讀到這裡一定很困惑我們為什麼要再三提及那名劇作家和他買下的唱片。因為瓦茨拉夫．哈維爾，正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結束後的首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解體，他再度當選捷克共和國的總統。

早在六零年代，哈維爾便持續在公開場合批評政府的言論管制行徑，「布拉格之春」遭到鎮壓後，他仍持續發表劇作及批判文章，並在1977年與異議人士發表《七七憲章》，要求政府保證公民自由及人權尊嚴，並因此鋃鐺入獄；1990 年，熱愛哈維爾詩作及戲劇的路．瑞德去到該國採訪這位新任領導人時，哈維爾親口告訴了年輕時的偶像，地下絲絨的音樂如何在二十年漫漫歲月中，成了他們這群政治異議人士的精神食糧，「你知道我因為你而成為總統嗎？」。

不，「絲絨革命」的絲絨指的是該行動中的非暴力性質，在沒有經歷大規模衝突下便實現了政權更迭，如同絲絨一般滑順，與樂團名稱沒有半點關係；但這場革命的確有搖滾音樂的戲份，一支深受地下絲絨與法蘭克．札帕（Frank Zappa）影響，名為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捷克迷幻樂隊，在七八零年代處處受到政府刁難，遭吊銷音樂執照、禁止錄製音樂、被以擾亂治安為遭判監禁，甚至連參加他們公開演出的歌迷也會受到騷擾；儘管屢屢與政府發生衝突，宇宙塑膠人從未自認為是政治活動家，只是想演奏自己的音樂——《七七憲章》的發起，有部分因素正是為了回應政府對宇宙塑膠人的指控及起訴。

哈維爾在1978年發表文章《無權者的力量》，如此解釋為何政府要迫害這支樂團，「所有人都明白，對捷克地下音樂的攻擊，就是對最根本最重要的常識的攻擊，是這些常識讓我們共同聯繫在一個社會中……演奏搖滾樂的自由被（政府）理解為人類自由，因此與從事哲學和政治反思的自由、寫作表達的自由、做出政治主張的自由本質上相同。」

在採訪行程結束後，路．瑞德和宇宙塑膠人一起舉行了一場小型的表演，演奏地下絲絨的歌曲。哈維爾在會後送給路．瑞德一本可以塞進口袋裡的黑色迷你手冊，手冊裡收錄著譯為捷克語的地下絲絨歌曲的歌詞。哈維爾告訴路．瑞德，這些小冊子只印製了200 本，人們曾經因擁有它們而被捕入獄。

故事在此畫上一個句號。或說，一個故事應該在此畫上句號。它的敘事目的已經達成，在讀者心中烙下某種激情，或自戀自憐的投射——搖滾音樂也能促成自由！搖滾音樂的聽眾與演奏者，都是表達自由的捍衛者！多好的商業行銷噱頭，巧妙地將搖滾樂與政治革命捆綁，要催促人們消費，沒什麼比簡單又有戲劇性的故事更理想的了。

不，我們不是在說前述事蹟純屬虛構，而是指出滲透其中的冷戰思維：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向外輸出文化（或不只文化）到那些需要被「拯救」的國家；此外，它還將將複雜的社會問題壓縮為個人英雄的鬥爭。的確，在特殊歷史時刻，音樂確實能成為一種表達反抗和渴望自由的媒介，但將其塑造成自由的捍衛者甚至啟蒙元素，恐怕過度簡化了歷史的複雜性。

相較之下，宇宙塑膠人——這個在革命故事中往往只能充當回聲的樂團，可能更能真誠地概括《七七憲章》的精神。如前所述，宇宙塑膠人並未追求政治對抗，那反而凸顯了制度的荒謬。如同該樂團成員的日後回憶，他們之所以構成威脅，正在於除了音樂之外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因為因為我們忽視他們，所以成了國家機器的敵人。」

「如果你與某人展開爭論或者妥協，那麼你仍然是在與他進行某種對話。我們對布爾什維克（可簡單理解為蘇聯共產黨的別稱）最大的侮辱，是表現得好像他們根本不存在。」

「搖滾打倒權威」是圖畫書等級的童話，然而將現實與神話混淆的信念卻可能以各種面貌出現，可以是社會主義天國，也可以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任何被當然爾賦予神奇力量，站穩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然而真正的自由，不在於喊出激進口號，而是毫無顧慮地表達自我。只有在這層意義上，路．瑞德與地下絲絨的冷刻，宇宙塑膠人的迷幻尖銳，才能視之為對權威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