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爭議引爆「舍我學運」:回望創校起點,成舍我典當房產辦學,與于右任、辜振甫等共築新聞教育夢
近日世新大學的相關爭議,引起不少討論。但在看待今天的世新之前,或許也可以回頭看看:這所學校,當年究竟是怎麼走過來的?《傳記文學》本期特稿〈世新創校歷程─成舍我與創校董事的情誼〉,從成舍我籌辦新聞學校的過程談起,帶我們回到一九五○年代,看見世新創校初期的艱辛。
當時的成舍我,既沒有雄厚財團資助,也沒有現成的教育資源。為了辦學,他甚至典當自己的房舍;資金仍不足時,還向幾位董事籌款,並承諾由學校日後償還。而一路支持他的,還有一群與新聞、出版、教育及社會各界有深厚淵源的人物。于右任、王雲五、蕭同茲、黃少谷、程滄波、阮毅成、陳訓悆……這些交錯的人脈與情誼,也逐漸交織成世新創校的重要歷史脈絡。
文/李蘭琪
世新創校歷程─成舍我與創校董事的情誼
成舍我是民國時期的一代報人,先後在北平創辦了《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世界畫報》,在南京創辦《民生報》、在上海及香港創辦《立報》,在香港與友人共同發起出版《自由人》半週刊,最後於一九八八年以九十一歲高齡創辦臺灣《立報》,是近代中國新聞史上辦過最多報紙的報人。成舍我遷臺之後,原本計畫在臺恢復《世界日報》,但當時仍有「報禁」,以節約紙張油墨為由,不許新報出版,如果要辦,只能購買現有且營業不佳,計劃出頂的報紙,改變登記,更換報名。有不少朋友,為其介紹,但成舍我認為不需要頂替別人的招牌,便斷絕了辦報念頭,一面教書,一面撰寫評論或專欄。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八日,成舍我在《新生報》發表〈需要一萬名新聞幹部回大陸〉,強調新聞教育的重要,許多新聞界、教育界的朋友,勸成舍我退而求其次,辦新聞學校,友人以馬相伯為例,馬在滿清末年創辦震旦大學及復旦大學,都已六十歲高齡,還能眼見學生于右任及其他高足,勳業彪炳,事業成功。成舍我受李蘭琪到鼓舞後,開始籌辦新聞學校。
創校歷程
一九五五年二月,籌辦首要任務是找校址。由於當時兩岸情勢緊張,成舍我希望能有防空設施供避難使用。時任中央社總編輯的陳訓悆表示,在木柵溝子口考試院附近的山坡地,有許多日軍挖掘的防空洞,可以作為防空避難之用,且中央社已租下一大片,擬在必要時,將收發報機移至該處工作。後來韓戰爆發,兩岸危機暫時解除,中央社未再續租,加上成舍我勘查時發現,這片群山環抱的幽谷,不但可以躲避轟炸,也是一個極適宜讀書的處所,因此購入作為校址。
第二件大事是立案。一九五五年七月廿一日召開第一次發起人會議,發起人除成舍我外,有于右任、王雲五、黃少谷、程滄波、陳訓悆、謝然之、李中襄、阮毅成、端木愷、蕭同茲、郭驥、葉明勳等。于右任擔任主席,成舍我報告籌備經過,決議創校計畫分兩期進行,第一期先舉辦職業學校,第二期再辦新聞學院。呈請立案的創校旨趣,開宗明義:「本校創立,其目的在培養『德智兼修,手腦並用』之健全新聞人才,建立新聞自由及健全新聞事業之用,以為實現健全民主政治之基礎」。同年九月,奉教育部核准,在臺北縣木柵鄉考試院附近購妥地基七千餘坪。
有了校址,立了案,接著便是籌措經費。雖然,成舍我在大陸創辦了幾份報紙,業務發達,但經歷戰亂,所餘資產也無力辦校。第一次發起人會議結束後,大家便分別募款,在發起人四處奔走下,開學前共捐到將近三十萬元,再加上成舍我私人貸款及將住宅向銀行押借,才勉強蓋好四間教室,一所實習印刷工廠及一些教學上必需的設備。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召開第一屆「世界新聞學院」與「世界新聞職業學校」(以下簡稱世界新聞學校)兩個董事會議,通過董事會組織章程,公推于右任為院校名譽董事長,蕭同茲為新聞學院董事長,成舍我為職業學校董事長兼校長,游彌堅、辜振甫、阮毅成、陳訓悆為常務董事,陳訓悆為董事會秘書。董事們來自教育界、文化界、新聞界及企業界等不同領域,本省、外省人士均有,皆為社會清望之士,都是因為贊同成舍我新聞教育理念,而參與了世新創校工作。
同年九月廿六日,學校收到臺灣省臺北縣政府轉臺灣省教育廳核准成立「世界新聞職業學校」令,招收高級報業管理科一班、初級印刷科一班。同年,十月十五日正式開學。一九六○年,「世界新聞職業學校」升格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原兩個董事會合併,推薦蕭同茲為董事長,成舍我為校長;一九七五年,私立學校法規定董事不得兼任校長,成舍我辭去校長職務,獲推選為董事長。
與其他私校成立背景不同的是,世新創校時是由成舍我獨立出資,並非董事集資創立。鮮為人知的是,當時資金不充裕,成舍我雖已典當自家房舍並捐給學校,卻仍未達到創校資金標準。成舍我於是向部分董事籌措資金,並承諾將來由學校負責償還。後來,學校不但提早歸還,甚至還以黃金價格非貶值的臺幣作為還錢依據,以表示他對出資董事的由衷感謝。
其實,世新創校董事們,大多都與成舍我有過交往,或為師生,或為共同參與事業的夥伴。例如,黃少谷,先進入北平《世界晚報》擔任學徒,之後曾分任《世界晚報》及《世界日報》總編輯;蕭同茲則是與成舍我合資創辦上海《立報》,並擔任董事;抗戰期間,成舍我提出「報紙救國」,發起成立「中國新聞公司」,程滄波、陳訓悆自願加入公司並擔任董事,蕭同茲則擔任監察人;王雲五在香港時,發起成立《自由人》,推選成舍我任總編輯,另有許多董事亦參與其中,如端木愷、程滄波、陳訓悆、阮毅成、閻奉璋等人;之後,「中國公學」在臺復校,原本由于右任、王雲五、程滄波及阮毅成等人籌辦,在阮毅成建議下,邀請成舍我相互合作,才有了于右任加入世新創校董事會。而閻奉璋曾考取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報業管理班,畢業後先在《世界日報》服務,後隨成舍我前往上海,擔任上海《立報》營業部主任;還有其他董事,如游彌堅、辜振甫、辜偉甫、林柏壽及李中襄等人,雖在公務上與成舍我無太多交集,但皆因認同成舍我辦校理念而加入董事會行列。
早期董事會都是在成舍我辦公室旁的小會議室召開,成舍我總會叫外燴辦桌,邀請董事們共餐小聚。世新大學董事會一直扮演學校行政單位的支持力量,並且會保留一席給世新校友,以表示對世新傳承的重視。如今,從第一屆董事會見證世新開始,七十年光景已過,董事會也多次改選,但創校董事的情誼及貢獻,仍然是世新大學最珍貴的精神資產。本文擬就現有的日記、回憶錄等史料,回顧成舍我與幾位創校董事的交往情誼,追述成舍我辦學的理念與艱辛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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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授權轉載自《傳記文學》雜誌第773期:世新創校歷程─成舍我與創校董事的情誼,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