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催淚瓦斯前的黎智英：雨傘運動如何改寫香港民主的命運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自2020年12月被捕至今已遭關押逾5年，香港法院於12月15日就其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一案宣判，「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3項罪名成立，最高可判無期徒刑，因牽涉新聞自由與法治議題，備受國際關注。（編按）

文／祁福德

一名抗爭者籠罩在催淚瓦斯濃霧裡，頑強的手握著兩把雨傘，成為二○一四年最具代表性的畫面之一，更成為一場新興抗議運動的名稱。儘管在催淚瓦斯、水炮及鎮暴警察揮舞的警棍之前，雨傘顯得毫無防禦之力，卻演變成香港和平抗爭的象徵，突顯這場有如大衛對抗歌利亞巨人般的不對稱抗爭。懷抱理想、略顯天真，多數由年輕人組成的抗爭者勇敢對抗中國無情的黨國機器。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下午，抗爭者湧上繁忙的道路，癱瘓政府總部前的交通。當時正逐漸積極參與街頭行動的黎智英，站在成千上萬激憤抗爭者的前列之間。當夜幕降臨，悶熱潮濕的空氣裡，警方發射了八十七枚催淚彈。這是近半世紀以來，香港警方首度對市民使用催淚瓦斯。

《時代》雜誌封面的經典照片是一名高舉雨傘的抗爭者，捕捉到香港公開抗爭的開端。巧合的是，照片邊緣也拍到黎智英，蜷縮身體作為防護，催淚瓦斯刺激下雙眼刺痛，視線幾乎被煙霧掩蓋。

雨傘運動起於二○一三年一月，溫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教授戴耀廷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又稱「公民不服從」）的專欄文章。他在嚴肅穩重的《信報財經新聞》上撰寫〈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提出一套非暴力抗爭計畫，結合全民公投，迫使政府接受自由選舉。（這場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以來對北京政權最嚴峻的挑戰，最初是由戴耀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啟動。但隨著學生主導運動，逐漸演變成「雨傘運動」；至今兩個名稱仍經常交替使用。）

中國政府於一九九○年施行的《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小憲法，承諾香港回歸後將實行普選，港人能夠選出自己的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 ── 等同市長與市議會。中國官員當時承諾，港人將「當家作主」，描繪了一幅後殖民時代的自由願景。這些承諾卻淪為一場殘酷笑話。

二○一三年三月，戴耀廷與長期推動民主運動的朱耀明牧師及社會學教授陳健民聯手，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三人主張透過公民抗命，迫使政府談判，提出二○一七年普選的路線圖。戴耀廷認為若有一萬名抗議者佔領商業核心區域，將迫使政府認真對話。畢竟，二○一二年時，青少年社會運動者黃之鋒便曾成功帶領學生運動，說服政府撤回在中學課程引進親共教材的提案。

黎智英雖對黃之鋒行動的反應較為遲疑，卻全力支持「佔中」計畫。他在二○一四年三月的專欄文章中，表達自己重拾香港政治的決心：「我們無法對抗時代潮流，但我們必須抗拒邪惡。」他寫下：「即使失敗，我們也不能讓這段歷史白白流逝。即使我們失敗，至少我們曾為普選奮戰、流淚、竭盡所能，否則，我們在史書上只會淪為平庸之輩。」

那年春天，為了跟更多香港市民接觸，黎智英經常與李柱銘及陳日君樞機主教一同徒步走遍香港，為「佔中運動」前夕即將舉行的民主公投爭取支持。三人通常在夜間行走，身邊有少數民主派人士相伴，有時數百人同行，一路與市民交談，在香港各地凝聚民意。

當局則竭力阻撓這場全民公投。中國國務院發表一份前所有未有的白皮書，聲稱中央政府對香港市擁有「全面管治權」。國務院嚴肅聲明香港所享有的一切權利，皆來自中央政府的慷慨恩賜。北京警告港人，要警惕「與外部勢力勾結合謀，干預『一國兩制』實施的一小撮人士」。香港及大陸官員紛紛發聲，威嚇市民勿參與公投，香港警方甚至進行演習，試圖以武力威懾投票者。

就在公投開始前兩天，一場大規模駭客攻擊試圖癱瘓投票系統。以《蘋果日報》跟公投組織「PopVote」為目標，駭客發動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透過大量虛假訊息灌爆目標伺服器，以驚人的每秒五百GB流量轟炸網站。

針對《蘋果日報》跟PopVote伺服器的流量，等同於全球所有其他網路流量的總和。「我們偵測到每秒超過二點五億次網域名稱系統（DNS）請求，這個數據幾乎跟整個網路上平常一秒的網域名稱系統請求量差不多。」網路安全公司Cloudflare執行長馬修．普林斯（Matthew Prince）表示：「這次攻擊的規模遠超過往所見。」受此影響，《蘋果日報》網站癱瘓約十二小時。

《蘋果日報》的員工則奮力反擊。「在《蘋果日報》，我們有種特殊動力。」記者王穎妍回憶：「那種氛圍是外面看不到的。需要幫忙的時候，同事都會仗義相助。他們駭入我們，不讓我們發稿，但我們齊心協力，把所有內容上傳到YouTube跟社群媒體，」因此讀者仍可看到《蘋果日報》報導。攻擊過後，報紙刊出大膽的挑釁廣告：「蘋果永不屈服」，黎智英說：「無論（攻擊的）幕後黑手是誰，很明顯想要壓制公投的呼聲。」

儘管面臨威脅與騷擾，公投仍獲得熱烈響應。全港三百二十萬登記選民中，近八十萬人踴躍參與。隨著香港朝向普選的承諾邁進，公投要求市民對未來選舉制度表達意見。多數投票者支持政黨公開提名候選人的方案。黎智英跟「佔中運動」組織者也對公投抱有更激進的目標：建立安全的選民名冊。他們相信，公民掌控的選民登記系統，將為更頻繁的投票行動鋪路。倘若北京不願推動真民主，黎智英等人將運用科技，讓人民意志發聲。

幾十年來，香港在中國領導層心目中的份量，遠超過此地的狹小面積或經濟影響力。作為西方列強奪走的第一塊中國領土，收回香港對中共政權具有重大象徵意義。成功收回這片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殖民地，鞏固了北京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證明它能維護國家榮譽。西方所稱的「移交」，北京則稱之為「主權回歸」，彷彿一百五十六年的英國殖民統治，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短暫插曲。

儘管中國極力想要收回香港，中國同時也擔憂殖民地悠久的自由傳統，可能會威脅大陸的極權統治。多年來，香港一直是異議人士的避風港，北京視此為危險思想與危險人物的溫床。一九八九年，百萬港人上街聲援天安門示威者；之後，國家安全問題成為這個封閉偏執政權愈發關注的議題。

天安門鎮壓屠殺之前，中國曾成立委員會，負責起草香港移交後的小憲法 ── 《基本法》。當時許多本地精英仍對北京的意圖心存疑慮，為了爭取他們的支持，起草委員會納入香港的商業、政治及宗教領袖。其中包含民主派領袖李柱銘大律師，以及另一位著名的民主倡議者、教師工會領袖司徒華。六四屠殺後兩人公開辭職以示抗議，北京便迅速將李柱銘跟司徒華逐出起草委員會。

六四屠殺後的「黃雀行動」（Operation Yellowbird）將逃亡的異議人士從大陸偷渡到香港，更激起中國對於外國勢力試圖顛覆共產政權的恐懼。英國情報機構、美國中情局跟本地運動者及黑社會組織聯手行動，成功讓示威者避開中共追捕。這場行動的關鍵角色之一，就是朱耀明牧師，日後他也成為「佔中運動」的重要人物。黃雀行動救出黎智英圓領衫上那三位天安門運動領袖中的兩位 ── 吾爾開希跟柴玲。黎智英為成功逃出中國的部分流亡者提供經濟支援，包含柴玲。柴玲經由香港逃到巴黎後，黎智英與李韻琴在當地找到她，為她支付一開始的旅館費用，並建立起友誼。

彭定康在一九九二年成為香港最後一任英國總督，在北京跟本地商界的強烈反對下，力推政治改革。他擴大選舉權，讓更多民意代表進入立法局。彭定康是個擅長跟市民直接交流的政治家，他的從政之路始於紐約街頭，在一九六五年的紐約市長選戰中為約翰．林賽（John Lindsay）工作，後來更主導英國首相約翰．梅傑（John Major）的一九九二年連任選戰。經過一連串殖民行政官員與外交部專業背景的港督之後，彭定康上任帶來真正改變。他經常上街的親民風格，跟過往港督截然不同。他不帶隨行維安人員，悠然漫步街頭，在小店品嚐蛋塔與小吃，跟普通香港人聊天。

一九五○年代以來，北京一直極力阻撓香港任何民主進程，深知這將使其更難掌控這片民主飛地。彭定康的改革雖未能實現真正普選，北京仍舊強烈抗議這些過度之舉。對中共領導層來說，這些改革看起來更像是英國在離開前埋下「麻煩的種子」。……（未完）

●本文摘選自讀書共和國／明白文化出版之《黎智英傳：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 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立即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