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義》：從一本書開始，毛澤東思想如何走進全世界？　　

從政治人物、教授、詩人、革命者、譯者、社會邊緣人到狂人！一本小紅書如何跨越洲際顛覆世界？毛派思想如何掀起烏托邦狂熱？

拆解現代世界中最關鍵、最複雜的政治力量──毛主義，解讀此強大思想如何從中國出發成為全球激進主義的一部分。（編按）

文／藍詩玲Julia Lovell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美國記者海倫（Helen）與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住在北京一座寬敞的四合院裡。海倫年近三十，體態纖瘦，容貌姣好如好萊塢明星。她靜下心來，開始晨間的寫作。這時，前門突然打開，愛德加走了進來，她四個月沒見到丈夫了。六月以來，愛德加前往中國西北部的中國共產黨黨部後，幾乎音訊全無。如今，套用海倫一貫犀利的描述，他「那灰白的鬍鬚後面，露出傻乎乎的笑容，儼然就像一隻吞下金絲雀的貓」。他戴著一頂「褪色的灰帽，帽子前方有顆紅星」，興高采烈地在家裡手舞足蹈，並向家裡的中國廚師點了一份豐盛的美式早餐（蛋、咖啡、牛奶）1。他的行李裝滿了筆記本、底片以及兩萬字的毛澤東訪談筆錄。接下來那幾個月，他會根據這些資料寫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那本書將暢銷全球，不僅奠定了史諾的職涯，也將使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記錄者，以及中國共產黨和國際輿論之間的橋梁，也一舉把毛澤東推向國際，變成政治名人。那本書將把毛澤東的思想以及他的革命傳播給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中國的知識分子、蘇聯的游擊隊、美國總統、馬來亞的叛亂分子、反種族隔離的戰士、西方的激進分子、尼泊爾的叛軍，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人。《紅星照耀中國》可說是全球毛主義的濫觴。

一九四○年代末期，在馬來亞霹靂州（Perak）的一處叢林。英國殖民軍的士兵（包括英人、馬來人、澳人、廓爾喀人）在馬來亞共產黨（MCP）的廢棄營地裡搜羅殘留物，發現數十本《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一九四八年，以華人為主的MCP發動了一場反英叛亂，馬來亞的殖民統治者稱此叛亂為「緊急狀態」（Emergency），那是二戰後最早針對舊歐洲帝國所展開的反殖民叛亂之一。毛澤東與他的革命是這些叛軍的靈感來源：因為他致力投入長期的游擊戰，創建了中心思想明確的政黨和軍隊，而且英勇地反抗歐美日的帝國主義。

一九五○年十一月在華盛頓特區，美國國務院的大樓裡彌漫著冷戰的緊張氣氛。中國共產黨干預韓戰的消息已獲得證實，眼看著毛派叛亂恐在全球興起，恐懼逐漸蔓延開來。人稱「超級國家恐嚇者」2的參議員喬．麥卡錫（Joe McCarthy）利用民眾對共產主義滲入美國的恐慌情緒，指控兩名自由派參議員「染紅」而罷免了那兩人。對美國的領導者來說，馬來亞的「緊急狀態」是冷戰的一部分，而不是反殖民主義抗爭。他們宣稱，那起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跨國的中國顛覆，必須加以擊敗，才能阻止共產主義稱霸全球。於是，「多米諾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美國不介入干預的話，東南亞的領土將逐一落入共產黨手中，遭到赤化──就此應運而生。那年冬天，隨著韓戰局勢的惡化，中國士兵突破防線、進入首爾（當時的漢城），俘虜了約七千名美國大兵。一場新型的毛派心理戰在這些戰俘身上測試，相關的故事引起了美國的關注。美國記者（有時可能是中情局的特務）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發文指控毛澤東用來對付人類的可怕新武器：洗腦。於是，整個一九五○年代，中情局的官員、記者、行為科學家、小說家、電影製片人都在想像一個強大的毛派思想控制機制。這種對中國「洗腦」的恐懼，是建立在原本就對蘇聯的思維操弄所抱持的恐懼上。而且，從此以後，這將使美國的「祕密圈」（covert sphere）持續膨脹，並為國內有「祕密國家」以及中情局的龐大心理行動計畫提供合理的論據。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中情局透過一系列以代號命名的計畫（藍鳥計畫、洋薊計畫、MK-Ultra），試圖逆向打造蘇聯與中國的洗腦技術。最終，這項專案演變成對當前反恐戰爭的「強化審訊」，破壞美國民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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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在紐約的布朗克斯區（The Bronx），年輕的美國激進分子丹尼斯．奧尼爾（Dennis O’Neil）和友人起了爭執。奧尼爾就像他那個世代的許多人一樣，是毛澤東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狂熱崇拜者。他的朋友支持蘇聯的托洛斯基（Trotsky）。他們設計了一個科學化的試驗，以決定誰的政治策略比較優越。在一段固定的時間內，他們每天都在十四樓公寓的陽台上，為他們各自栽種的大麻朗讀偶像的精選作品。奧尼爾後來回憶道：「我的植物成長茁壯，他的植物枯萎了，可見我是對的。」與此同時，舊金山一家書店裡正上演著更怪誕的戲碼。中國書刊社（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是美國西岸傳播毛思想的主要管道。在成堆的小紅書（《毛語錄》）中，坐著一群名為「七掘客」（Seven Diggers）的人。他們以「極端民主派」自居，盤腿坐在地上，因吃了摻有大麻的布朗尼顯得精力旺盛，讀著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游擊戰的看法。兩名身穿風衣的聯邦調查局（FBI）特務站在書店的另一側，一邊瀏覽中國郵票，一邊觀察現場的情況。

中情局在設計心智掌控計畫時，是以致幻劑做實驗。這件事對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由毒品引發的青年叛逆風潮，有很重要的影響。到了一九六九年，中情局資助大學研究室所使用的致幻劑流出研究室，淪為學生的消遣性毒品。這個蓬勃發展的毒品情境促成了喧鬧的抗議文化，而此抗議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共鳴，造就了毛派嬉皮（如奧尼爾的陽台實驗以及「七掘客」的聚會）。毛澤東熱潮席捲整個西方：法國校園裡貼著「大字報」，西德學生的外套翻領上別著毛澤東的徽章，義大利講堂的牆上塗寫著小紅書的語錄。毛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匆匆爬上西柏林一座教堂的頂端，對著路人狂灑數百本小紅書。不過，這些毛粉有的剛烈，有的薄弱。充滿抱負的革命分子前往中國或阿爾巴尼亞，接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PRC）設計及資助的政治與軍事訓練。一九六八年後，文革毛主義的好戰特質激發了西德紅軍派（Red Army Faction）和義大利赤軍旅（Red Brigades）的都市恐怖主義，他們攻擊那些在法西斯主義之後，苦苦爭取正統地位的歐洲脆弱民主政體。

作者簡介：

藍詩玲Julia Lovell

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現代中國史教授，近作包括《長城》（The Great Wall）與《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榮獲二○一二年米歇爾斯基獎），譯有多部現代中國小說，包括魯迅的《魯迅小說全集》（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目前正在翻譯吳承恩的《西遊記》。

她也為《衛報》、《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多家媒體撰寫中國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