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極權下被分裂的民族故事（中）：克里米亞的歷史脈絡
在缺乏信仰與依歸的時刻，俄羅斯人該如何急尋俄羅斯的偉大？
《普丁：沙皇再臨》作者瑪莎．葛森在新作《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書中，透過四個俄羅斯最高領導作為主角、串聯二十多個相關人物、譜寫出俄羅斯三十年頭急速變化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本書亦被美國紐約時報書評、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各大指標書評評選為年度好書，是俄羅斯人的生命史，也映照出俄羅斯開放、奔放又收緊，又如何臣服於強人專制、迷失在國族主義中。（編按）
文／瑪莎．葛森（Masha Gessen）
克里米亞的歷史和前蘇聯境內任何區域一樣暴力，但或許又比多數區域更令人困惑。從沙俄帝國首先於一七八三年併吞克里米亞開始，它在將近兩百年間一直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一九四四年，史達林對克里米亞進行種族清洗，占了半島人口大多數的韃靼人遭到驅逐，當地的亞美尼亞人、白俄羅斯人和希臘人也被驅趕。半島上只剩下俄羅斯族，這是史達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唯一信任的民族。接著在一九五四年，接任蘇聯總書記不久的赫魯雪夫重新劃定各加盟共和國的邊界，將克里米亞劃入烏克蘭。當時未曾說明理由，日後也無法查明──至少在文獻上找不到有力的解釋。
赫魯雪夫曾任烏克蘭黨委書記──因此引起一種猜測：他想送給這個加盟共和國一份慷慨的禮物；或者反過來說，他想彌補自己在烏克蘭犯下的罪行（他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人為大饑荒過後才上任，但在他任內仍造成大量人命損失）。哈佛大學的歷史學者馬克．克萊默（Mark Kramer）提到，赫魯雪夫在二戰後運用克里米亞來確保對烏克蘭的掌控。烏克蘭曾被德軍占領將近三年。戰後歐洲的劃分讓蘇聯得以保有一九三九年遵照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密約而併吞的大多數領土。今日的烏克蘭西部因此先後被占領過三次：一九三九年蘇聯占領、一九四一年德國占領、一九四四年再被蘇聯占領。蘇聯是當地的新統治者，立足不穩，這使得新占領的西部領土與共和國東部之間的分歧更為明顯。將種族清洗過後的克里米亞劃入烏克蘭，可能是一種殖民策略：烏克蘭共和國獲得了將近一百萬的新住民，但他們全是說俄語的俄羅斯族人。
在一九五四年當時，多數俄羅斯人並沒有理由懷疑赫魯雪夫的動機。首先，蘇聯領袖們的多數行動，在蘇聯公民看來都是隨心所欲的；此外，這個行動並未對日常生活帶來差別。俄羅斯人仍然認為克里米亞是全國最重要的度假勝地，也繼續使用它。克里米亞則以自己的方式發揮均衡作用。像謝廖沙這樣出身極端特權階級的人，在一座結構複雜的城堡裡放暑假；瑪莎的母親則能租用一間當令的公寓；廖沙的母親也能為自己和兒子各租一張床。俄羅斯人的所有故事都從克里米亞開始，這裡是締結兒時友誼、點燃愛火、喪失童貞、試用毒品，以及各式各樣回憶誕生的所在地。還沒在克里米亞度過夏日的人，也都認為自己總有一天會去。這是俄羅斯人普遍懷抱著的志向。全體俄羅斯人的夏日美夢可能屬於他人（另一個國家）這份意識，在蘇聯解體後粗魯地襲來。俄羅斯族人在當地仍占人口大多數，但他們如今使用一套不同的貨幣，俄羅斯公民也需要外國旅遊護照才能前往。這些年來，許多俄羅斯人發現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黑海度假勝地更舒適、價格也更能負擔，但克里米亞依然是夏日和青春的象徵。
三月十八日，克里米亞公投後兩天，普丁召集國會兩院全體議員、各州州長及其他克里姆林宮政要，舉行一場特別演說。他講了四十多分鐘，其間一再被掌聲和起立鼓掌中斷。最後，普丁和三名克里米亞代表──其中一位身穿厚重的黑色高領毛衣，彷彿剛從想像中的西班牙內戰歸來──簽訂條約，將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演講廳中的男人們和一些女人在俄羅斯國歌的樂聲中肅立。當普丁和條約的共同簽署者一同離去，演講廳再度爆出一陣起立鼓掌，以及齊聲呼喊：「謝謝你！」（Spasibo!）「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這樣的呼喊大概只會在搖滾樂演唱會結束時聽到。這一屋子官員們的回應方式，不像是對一位帶領國家贏得勝利的領袖──那種情況下的呼喊會是「萬歲！萬歲！萬歲！」──反倒符合了「黑手黨國家」模式，彷彿對一位賜予家族成員一份大禮的家父長那樣歡呼。
普丁的演說清楚說明了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論點。他的第一個論點訴諸歷史，呼應了自古至今任何國家對其他領土提出的歷史主張。普丁說，克里米亞是俄羅斯文明的搖籃（宛如塞爾維亞一貫宣稱科索沃是它的文明搖籃）。他多少承認了克里米亞發生過種族清洗：
的確，曾有一段時期，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如同蘇聯其他民族一般，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我要指出一點：千百萬人在那些時期都受到壓迫，其中當然以俄羅斯人占多數。
這並不屬實，但這段陳述在蘇聯全境來說事實上是準確的，即使原因只不過是俄羅斯民族人數遠遠多於其他族群。
普丁藉由這個話語上的戲法，排除了克里米亞少數民族的痛苦與恐懼，將俄羅斯人重新定位為受害者：
可嘆，看似不可能的事竟然成真了。蘇聯解體了……克里米亞就在這時突然成了另一個國家的領土，俄羅斯意識到它不只被偷竊了，更被搶奪了……千百萬俄羅斯人在自己的國家上床睡覺，醒來時卻置身於他國。一夜之間，他們成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少數民族。俄羅斯民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被分裂民族之一，即使未必是最大的。
「被偷竊」和「被搶奪」這兩個詞的意義差別很微妙也不明確，但它們的暴力意涵明白無誤。在普丁敘述的這套故事中，俄羅斯因受到脅迫而不得不承認，後蘇聯時代將克里米亞劃入烏克蘭是因為本國太虛弱，無力反對。隨後，在普丁統治下，俄羅斯為了區域和平而犧牲自身的民族利益與深沉欲望，不質疑一九九一年後的國界。但克里米亞俄羅斯人不曾移動就被迫入籍其他國家，甚至發現他們成了一個不穩定國家的公民：
俄羅斯人一如其他烏克蘭公民，受苦於侵襲烏克蘭二十多年的持續政治危機與永久治理危機。
這段話同時指涉廣場抗爭與橘色革命，普丁的演說也從這裡開始從俄羅斯轉向美國──或者應該說，從俄羅斯的損失轉向美國的獲益。他說，美國資助了廣場抗爭，廣場勢力一旦獲勝，就會開始鎮壓異己：
克里米亞──說俄語的克里米亞──會在鎮壓中首當其衝。因此克里米亞人民……請求俄羅斯保護他們的權利和生命安全。……當然，我們必須回應這項懇求。我們不能拋棄克里米亞和它的人民，聽任他們陷入困境。那是背叛。
普丁繼續說，俄羅斯的行動不只正確，也根據了美國自己創造的先例──促成科索沃脫離塞爾維亞。他堅稱，科索沃與克里米亞的唯一差異，在於前者得到美國支持，美國自以為能替冷戰後的世界制訂規範。「他們要我們所有人都吃那一套。」他說。他實際上的說法是nagnuli，這是句粗俗的話，最精準的譯法是「他們要所有人翹起屁股來」，讓人明確聯想到同性性侵的意象。克里姆林宮的官譯將它翻譯成英文「要求所有人同意」。
普丁繼續宣洩他對美國的一連串不滿。在科索沃之後，「是整整一系列由外部勢力操控的『顏色革命』」──烏克蘭發生的只是其中兩次。「被策動」發起這些革命的國家，接著就「被迫接受不適用於該國人民傳統、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標準」：
他們一次次說謊騙我們。他們背著我們做出決定，然後要我們接受既成事實。北約的東擴就是這樣，軍隊前哨基地就設在我國的國界上。他們一直跟我們說這不干我們的事。他們說得倒輕鬆。
俄羅斯再也不能忍受了。「就像被壓得太緊的彈簧」，它鬆開了：
我們無疑會面臨外部勢力的反對。我們必須決定，我們究竟是準備好捍衛我們的民族利益，還是我們永遠都要屈服，退到無處可退。某些西方政治人物已經在脅迫我們了，除了運用制裁，也運用國內問題。我不知道他們意欲為何：他們是寄望於第五縱隊？各式各樣的民族叛徒？還是他們以為自己能夠對俄羅斯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由此引發民眾騷亂？……我們必須採取適當行動。
這是一場戰爭演說。
儘管普丁就連在演說時都對戰爭的顧慮一笑置之：
他們在談論侵略，議論著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某種干預。真是怪了。不知怎地，我想不起來有哪個歷史先例是干預時不開一槍、無人傷亡就能發生的。
真是這樣嗎？古德科夫馬上就能想到一個這樣的例子。希特勒一九三八年合併奧地利時就是一例；他對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區（Sudetenland）的接管則是另外一例。希特勒過程中從未開槍──反倒運用了一次公民投票、一場演說，還有其他不流血的工具。希特勒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演說中，痛斥西方民主國家虛偽，他說西方國家拒絕承認人民真正意志的表達。他提到法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興趣，就是利用它做為攻打德國的基地。最重要的是，他提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少數民族，他說這些人「以（捷克斯洛伐克）自決之名被剝奪了自決權利」。他說，德國之所以忍受這種事態──以及分割日耳曼民族的國界──起先是因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衰弱，隨後是為了歐洲的和平與穩定，但這被「曲解成了軟弱的跡象」。他說，如今德國終於要堅定立場，為了捷克斯洛伐克受壓迫的日耳曼人履行其神聖使命。
普丁的克里米亞演說多數成分，在他先前的聲明中也很常見：慣用的暗箭傷人（近年來也必須是恐同的）蘇聯解體的悲劇、美國的虛偽、北約的背信棄義、由美國策劃的革命並將其價值強加於傳統文化之上，甚至國內的敵人──「第五縱隊」。但民族分裂的概念，以及替代了法律與國界，對國外同胞負起的道德責任，卻出自不同先例──直接令人聯想起希特勒的蘇台德區演講。古德科夫因此開始閱讀或重讀那些探討納粹主義的思想家。他想到，自己從以前到現在對於意識型態的想法全都錯了。他學過的是極權主義意識型態必定包含對未來的願景。但這從來不是納粹主義的關鍵特徵。它的願景陳舊、承諾也很簡單：回歸到想像中法律全屬本能、民族仍是部落的過去。
或許就是這麼回事。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意識型態。正因如此，它將普丁先前提過的每一個主題全都串連起來。而從普丁演說得到的回應，以及民調資料看來，它也發揮了意識型態的作用：克里米亞將全國動員起來。列瓦達中心的民調顯示，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支持併吞克里米亞，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表示「明確反對」。這遠遠低於民調的誤差邊際，彷彿這些反對的人──古德科夫這樣的人──不存在。
漢娜．鄂蘭寫過，意識型態不過是被邏輯上推到極致的單一觀念。沒有一種意識型態與生俱來是極權主義的，但任何意識型態都含有極權主義的種籽──它可能變得概括、完全脫離現實、以單一前提凌駕於整個世界。她寫道：「極權主義領袖對觀念本身缺乏興趣，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它的用處──做為行動的驅動力及正當理由。」他們從這一個選定的觀念中獲取「歷史法則」，而後動員人民去實現這些想像出來的法則。
既然現在顯然有了一套意識型態，俄羅斯也就符合了任何一份傳統極權主義社會特徵清單上的所有條件──或許只除了古德科夫的清單，他還在清單上多了一項：強迫貧困。
或許當一個極權社會自我重組，不再由極權政體形塑時，就是這樣運作的：意識型態是最後定型的。古德科夫認為俄羅斯的極權主義是復發極權主義（recurrent totalitarianism），一如反復發作的傳染病；就像傳染病一樣，復發或許不會像初次患病那樣致命，但症狀會跟第一次發病時明顯有別。（中）
●本文摘選自馬可孛羅文化 出版之《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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