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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國的天朝秩序 VS 清帝國的互市秩序
閉關自守、官方貿易 VS 開放交流、民間貿易
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為何在明清二代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
明代朝貢→造就倭寇及滿洲興起,最終促使帝國自身的衰亡!
清代朝貢→締造東亞和平與貿易繁榮,奠定康乾盛世的基礎!
五百年來的「朝貢秩序」演變,對東亞歷史的影響,究竟該如何解釋?
◆
日本中國史權威學者,深入漢、滿、日等多元史料
從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角度,探究明清歷史變遷的重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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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開國之初,建立了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但是,為何朝貢體制在明代中期開始無法維繫,引發各式貿易衝突與社會動亂,最終導致了帝國衰亡?
滿清入關後,清朝雖然繼承明代朝貢體制,為何又開放海洋,發展出與明朝截然不同的跨國貿易盛況,締造了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
明清兩代的「朝貢秩序」,在十四到十九世紀的五百年間,為何會從原先打壓貿易的鎖國態度,轉向為重視貿易的開放風氣?對中國歷史又產生了什麼重要影響?真相到底是什麼?
■官方獨佔貿易VS民間開放貿易
要維持中國的天朝理想,帝國必須管控社會,壓抑民間的商業活動!
所謂「朝貢貿易體制」,並非單純的外交禮儀制度,同時也是將跨國貿易限制在官方層級、由國家進行獨占的貿易政策。此制度起源於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洪武帝朱元璋;在他的理想中,「番邦」各國除了定時遣使覲見、進獻貢品以外,其他一切交流形式皆非必要,頻繁的國際貿易往來更會傷害國家安全。
因此,明王朝為了鞏固以大明皇帝為中心的「天朝秩序」,便從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開始實施嚴密的「海禁」及「邊禁」政策──透過國家權力嚴密管控及壓抑民間的商業行為,並將明王朝與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限制在官方層級的「朝貢貿易」上。明王朝透過這種「經濟制裁」和收買,最終迫使東亞各國屈從於「天朝秩序」之下,奠定了明代東亞國際關係的基本架構。
■草原北虜興起+沿海倭寇來襲
明帝國精心打造的抑商政策,何以引發邊境動亂,反而成為自身衰亡的原因?
然而,朝貢制度及海禁、邊禁政策,雖然在形式上締造了明王朝主導東亞的「天朝秩序」,但是官方的嚴密管控,卻也引發了民間不滿及動亂的現實。從十六世紀的明代中葉開始,北方邊境地帶中許多原本以貿易為生的漢人,為了逃離官方管控,便前往塞外建立新的聚落,被官方稱為投降韃虜的「板升」;而在南方沿海地帶,官方對航海的限制,促使走私與海盜貿易的盛行,最終招致所謂「倭寇」的入侵。
因此,明王朝官方對跨國貿易的種種限制,最終導致民間力量的流失、轉向邊境之外,是明代南北邊疆的兩大外患──「北虜南倭」興起的根本原因。雖然在十六世紀晚期,明王朝不得不因應形勢發展,調整朝貢各種規定,在沿海城市如廣州建立「互市」制度,有條件的允許特定地區的民間商人進行跨國貿易,促進了商業繁榮及社會轉型,但也因為「北虜」──也就是滿洲人的威脅持續擴大,最終無法避免帝國的衰亡。
■滿洲貿易性格+大清沉默外交
清代多民族國家的開放觀念,如何促進跨國貿易,造就了東亞和平與繁榮?
建立於十七世紀中葉的清帝國,雖然繼承了明代的朝貢體制與互市制度,但明清兩代的發展卻大不相同。本書認為,滿洲人的興起原本就是得利於明代邊境貿易以及名為「板升」的漢人移民,其多民族的社會結構,對於跨國貿易天生不具有排斥性;再者,清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防範臺灣的鄭氏集團,與明代限制貿易的海禁政策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因此,互市制度在清代脫胎換骨,不再是朝貢體制的附屬產品。從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的「康熙開海」以降,清帝國透過「沉默外交」的對外政策,推動互市的蓬勃發展,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也得以迅速增長。本書認為,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並非得力於朝貢體制;而是因為清帝國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以及在民間蓬勃的跨國貿易所產生的「互市秩序」基礎上,得以遠離傳統封閉的「天朝秩序」產物。
■朝貢體系論VS互市秩序論
挑戰過往學術權威、重新解釋近世東亞歷史發展的宏觀作品!
《朝貢、海禁、互市》是中國史權威學者岩井茂樹的經典作品。本書使用了多種漢字文獻及滿文史料,並對比日本江戶時期的官方檔案與文書,透過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視野,深入探究明清以來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朝貢貿易體制的結構轉變,其實有著緊密的聯繫。
本書檢討了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深深影響中文史學界的「朝貢體系論」。以費正清為首的美國學者,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長期將明清兩代的對外關係視為一種不變、停滯的整體。此種帶有西方中心論的觀點,造就了對近世東亞國際關係及貿易交流的簡化認知,備受爭議。
因此,本書進而提出「互市秩序」的概念,推翻了過往「朝貢體系論」對東亞歷史的簡化認知。清朝雖然繼承了明朝制度,但基於其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而使得明清兩代看待對外關係的態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此為理解明清時期東亞跨國貿易的關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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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國棟/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葉高樹/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鄭永常/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鄭維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劉序楓/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
(依姓名筆劃排列)
閉關自守、官方貿易 VS 開放交流、民間貿易
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為何在明清二代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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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朝貢→締造東亞和平與貿易繁榮,奠定康乾盛世的基礎!
五百年來的「朝貢秩序」演變,對東亞歷史的影響,究竟該如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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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角度,探究明清歷史變遷的重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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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開國之初,建立了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但是,為何朝貢體制在明代中期開始無法維繫,引發各式貿易衝突與社會動亂,最終導致了帝國衰亡?
滿清入關後,清朝雖然繼承明代朝貢體制,為何又開放海洋,發展出與明朝截然不同的跨國貿易盛況,締造了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
明清兩代的「朝貢秩序」,在十四到十九世紀的五百年間,為何會從原先打壓貿易的鎖國態度,轉向為重視貿易的開放風氣?對中國歷史又產生了什麼重要影響?真相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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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王朝為了鞏固以大明皇帝為中心的「天朝秩序」,便從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開始實施嚴密的「海禁」及「邊禁」政策──透過國家權力嚴密管控及壓抑民間的商業行為,並將明王朝與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限制在官方層級的「朝貢貿易」上。明王朝透過這種「經濟制裁」和收買,最終迫使東亞各國屈從於「天朝秩序」之下,奠定了明代東亞國際關係的基本架構。
■草原北虜興起+沿海倭寇來襲
明帝國精心打造的抑商政策,何以引發邊境動亂,反而成為自身衰亡的原因?
然而,朝貢制度及海禁、邊禁政策,雖然在形式上締造了明王朝主導東亞的「天朝秩序」,但是官方的嚴密管控,卻也引發了民間不滿及動亂的現實。從十六世紀的明代中葉開始,北方邊境地帶中許多原本以貿易為生的漢人,為了逃離官方管控,便前往塞外建立新的聚落,被官方稱為投降韃虜的「板升」;而在南方沿海地帶,官方對航海的限制,促使走私與海盜貿易的盛行,最終招致所謂「倭寇」的入侵。
因此,明王朝官方對跨國貿易的種種限制,最終導致民間力量的流失、轉向邊境之外,是明代南北邊疆的兩大外患──「北虜南倭」興起的根本原因。雖然在十六世紀晚期,明王朝不得不因應形勢發展,調整朝貢各種規定,在沿海城市如廣州建立「互市」制度,有條件的允許特定地區的民間商人進行跨國貿易,促進了商業繁榮及社會轉型,但也因為「北虜」──也就是滿洲人的威脅持續擴大,最終無法避免帝國的衰亡。
■滿洲貿易性格+大清沉默外交
清代多民族國家的開放觀念,如何促進跨國貿易,造就了東亞和平與繁榮?
建立於十七世紀中葉的清帝國,雖然繼承了明代的朝貢體制與互市制度,但明清兩代的發展卻大不相同。本書認為,滿洲人的興起原本就是得利於明代邊境貿易以及名為「板升」的漢人移民,其多民族的社會結構,對於跨國貿易天生不具有排斥性;再者,清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防範臺灣的鄭氏集團,與明代限制貿易的海禁政策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因此,互市制度在清代脫胎換骨,不再是朝貢體制的附屬產品。從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的「康熙開海」以降,清帝國透過「沉默外交」的對外政策,推動互市的蓬勃發展,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也得以迅速增長。本書認為,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並非得力於朝貢體制;而是因為清帝國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以及在民間蓬勃的跨國貿易所產生的「互市秩序」基礎上,得以遠離傳統封閉的「天朝秩序」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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