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薇夏／一份錢少、事多、離家遠的工作

跨足電影工作前，我在電視圈做過不少工作，其中，以節目企畫做得最久，長達近七年。而做得最久的一個節目，是以人物專訪為主的談話性節目，對象的背景從士農工商的素人，到運動員、政治家、演藝人員、企業家、作家、棋士……除了棚內的錄影外，部分時事、議題等會改以「全外景」的形式出機拍攝，例如：921大地震、桃芝風災、SARS專題等，而我也因著製作節目的機會，走過國內許多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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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出頭歲，一介女子隻身趴趴走，沒想過危不危險。曾跟著老闆去日本待了十天，訪問旅日的台灣棋士，走了很多的路，走到後腳跟出血。也曾去中國四川涼山的麻瘋村，報導麻瘋村孩子的教育工程；那次換了好幾種交通工具，一路顛簸地上了涼山，那布滿眼前、揮之不去、難以計數的蒼蠅，還有五、六歲的小孩背著更小的小孩，頂著圓滾滾的肚子（嚴重營養不良所致），在充滿家畜排泄物的泥濘中走來走去的畫面，我至今難忘。然而，這樣的城鄉差距台灣也有，在南投的山區，一名阿嬤獨自帶著三個孫子，家裡還用著大灶燒水煮飯。

這個工作拓展了我的視野，也克服了我怕生的個性。儘管聽起來迷人，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日新月異、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的工作，與「錢多、事少、離家近」絕緣，還要有強壯的心志。

當年沒有FB、LINE、IG，沒有智慧型手機，網路新聞也才剛開始，我們找題材只能仰賴書籍、報章雜誌或人際網絡，可說是無時無刻都要開著一個找題材的雷達。常常好不容易找到題材了，能不能拿到當事人的聯絡電話又是另一個難題。從前有個很紅的節目，叫《超級星期天》，其中有個熱門單元，叫「超級任務」，由主持人卜學亮接受特別來賓的委託尋人－－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很難想像吧，可我們那時要找一個人的電話，完全就像「超級任務」一樣，透過A，找到B，找到C，然後可能有了D的電話，最終才聯絡上當事人E。

由於E是一切的關鍵，那通電話決定了該集節目能不能做成，我總是在播出前先在腦中沙盤推演對方可能的反應，寫下自我介紹、各種可供回應的句子，一次一次地努力取得陌生人的信任。

年輕的心是敏感、易碎的，記得有次在電話中因為對方一句：「通告費那麼少，是在侮辱我嗎？」我在辦公室哭了。也記得自己說話技巧太差，脫口對藝人說：「不好意思，通告費無法再多了，那個誰誰誰也才多少……」被訓話了一頓！不過，我深深地感謝那位藝人在電話中教導一位剛出社會的年輕人，讓她明白這句話哪裡不妥。在羞愧中，我上了一堂說話課，往後二十年，我看著那位藝人每隔一段時間就以新的樣貌出現在觀眾面前，謙卑、努力、高EQ，當年那通電話足見她紅了四十年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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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時間賽跑，也是這個工作的特點之一。當時公司的企畫包含我在內有三個，為了不讓每周播出的「塊狀節目」開天窗（周一到周五天天播出的節目稱「帶狀節目」，每周播一、兩次的則稱「塊狀節目」），我們每隔兩、三周就要開一次題材會議，每個人都要提出十到三十個題材想法，與製作人、執行製作一起討論。最後，當大家篩選出值得做的題材，會再分頭找受訪者的聯絡方式、約訪，然後確立製作的方向、找輔助內容的素材、撰寫節目腳本、與主持人開製作會議、撰寫錄影流程、在棚內或外景進行錄製節目、看帶、聽打、盯剪、過帶、送帶、進錄音室、送審……以上流程周而復始。

短短三十分鐘的節目，從找題材到播出，常常需要好幾周的時間，好幾次在努力了很久以後，才發現方向錯誤，或是受訪者不擅表達，又或是發生「隔天就要錄影，來賓卻失聯了」的狀況。這時就更加考驗節目企畫的應變能力：要不要換題材跟來賓？如果不換，節目會不會很難看？換的話，來得及嗎？「開天窗」可是節目企畫的大忌！

我好幾次在與朋友聚會的現場，因為一通等待已久的電話回電，必須獨自在另一桌進行電話訪問，一邊訪一邊振筆直書，常常電話講完、聚會也要結束了，飽受朋友們的白眼。還有一次強颱，風雨大到四處淹水，我卻在寸步難行中想方設法地從台北車站到南港的電視台；當時只想著一件事，就是「若不去電視台做完後製，就沒有節目帶可以播出，那個時段就會開天窗了」！電視台在那次強颱中損失慘重，片庫裡的節目帶及機器、布景、道具服裝損毀，滿目瘡痍，就像災難電影的場景。後來回到家看到家裡也嚴重淹水，想著剛剛經歷的一切，只想大哭一場！

當節目企畫時期所累積的各種經驗及所見所聞，對於我現今的工作，或是克服生活裡出現的各種困境，都有很大的幫助。儘管錢少、事多、離家很遠，回想那段年輕時光，卻是一頁又一頁的精采篇章。

作者簡介：

黃薇夏，製片人、經紀人，打勾勾娛樂有限公司負責人。世新大學新聞系、台藝大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工作經歷有電視節目企畫、節目總監、電影行銷經理、影展策畫、影展公關、戲劇節目執行製片、服裝管理等。以製作療癒、發掘美好人事物的影視內容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