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硯拓／想做一輩子的事──我珍藏的金馬影展回憶

▋為了看影展，搭著捷運在台北玩大地遊戲

我是在金馬影展的座位上，知道自己想當一輩子影評人的。

作為台灣最大的國際電影節，金馬影展是影迷每年補習全球電影的冬令營。我自己看金馬的巔峰期約在十到十五年前，當初放映還散布在新光、微風、長春三地，我就搭著捷運在台北玩大地遊戲，不只摸熟了每一站進出和轉乘的完美路徑，還開發了西門町、東區、中山區沿途填肚子的美食。

最近五年，金馬影展移師信義區，集中在中型廳不少的信義威秀與嶄新的松仁威秀，通勤難度變低了，是不是也更有「祭典感」呢？我猜不同世代的影迷會有不同答案。我則是因為從第一線的影迷／影評人退到第二線當編輯，不再有時間奢侈地看三、四十部片，如今去金馬主持映後QA的頻率，說不定比看片還高。

▋影展搶票是實打實的硬仗

回想我的金馬影展回憶，最讓我懷念的有三件事。

第一是抽福袋式的選片。影展不像院線新片上映，有充分的宣傳告知看點、導演、明星是誰，尤其在前社群時代，沒有流通的國際影壇資訊，更沒有善心影迷整理的「金馬全片單IMDb分數」，只能靠感覺，憑著手冊上的一兩百字介紹挑片。

那幾年，只要是關於納粹歷史、中東種族衝突、歐陸青少年的徬徨與探索，乃至被金馬列入「性別越界」單元的片我一律都買。我也發現在影展看片，計較合不合胃口、患得患失的程度變得很低，畢竟願賭服輸嘛，抽了福袋就要看得開，何況看影展多了一點「儀式性」的滿足感，怎樣都值得。

這兩年，圈內常在感嘆影展首映時被秒殺的片，之後上了院線卻沒人看，其中一種解讀是台北影迷就那兩、三千人，影展放完就沒需求了。我則是覺得影展買票心態中的儀式性因子，同樣不能忽略。

第二項讓我懷念的，是買票過程的刺激感。影展搶票是實打實的硬仗，要先把手冊地毯式研究過，記下所有想看片子的所有場次──在金馬網站提供整理片單、檢查衝堂的服務以前，要靠自製的Excel表──再用人腦衡量交通，處理衝堂，排出完美的課表。

這還不夠。因為買票過程才是真正的搏鬥。當系統一開賣，要按照事先擬好的戰略一場場往下買，一旦有場次售罄，就得在腦中即時調班──最想看的片只能買到次理想的時間，這會衝擊到原本排好的哪部片？空下來的時段又能用誰來補？⋯⋯

再加上，年輕一點的影迷可能不知道，早期沒有「在家上網搶票」這種事，而是要去ibon排隊。以至於每年十月我都會驚覺：台北的影迷原來這麼多！明明我家步行範圍就有三間小7，還常常提前一小時去，仍然搶不到頭香。在這個分秒必爭（而且套票一買就是很多分鐘）的殘酷遊戲中，有沒有頭香，往往就是趾高氣揚走出店門口，或是回家抱著貓哭訴的差別。

▋全身的感官張開，進入到電影裡

而我懷念的第三件事，是來自電影之神的考驗。

這故事我在很多場合講過，發生在我看金馬影展的第一年。當時還是軟體工程師的我，在部落格寫了幾年影評，決定去朝聖金馬影展，於是硬是在不短的上班工時中擠出縫隙，買了十四場的票。那也是我首次體驗到，原來一天連看三部「藝術電影」，對體力、耐力、精神力都是考驗。

2010年11月13日，星期六下午，剛去微風看完該年第九部片的我，走在東區地下街，突然覺得好累，好累。我開始怨嘆到底為何，我要用這麼珍貴的周末，還請了一天（更珍貴的）年假，讓自己這麼疲憊？眼看假期就要結束了，那些被冬令營暫時忘記的工作焦慮、主管壓力，一時間全衝上來，明明是十一月天，我卻汗流浹背，手上拿著下一場21:50在長春（有夠晚）的票，生平第一次想放棄一部電影。

然而，六小時之後，勤儉的工程師還是乖乖坐進了長春戲院的Ａ廳。電影一開場，是荒漠草原裡的一顆椰棗樹，鏡頭隨著電台司令的‘You and Whose Army?’歌聲漸漸退進室內，一個個小男孩正在被剃光頭，畫面切往一個下顎厚實、五官深邃的孩子，他直直望向鏡頭的眼光裡，帶著恨意──那是好澄澈的恨啊──！

在那短短兩分半鐘，我所有的消極和疲憊都褪去了。全身的感官張開，進入到電影裡。那一刻我發現：我好喜歡、好喜歡在這裡。原來只要遇上真正打動我的電影，一切的疲憊和焦慮都可以不重要。原來，這就是我想做一輩子的事。

那部片叫《烈火焚身》，是關於中東的族群衝突（就說我必買吧），還有著我觀影經驗中一等一的逆轉爆點。導演是來自魁北克、我當時聽都沒聽過的丹尼．維勒納夫。往後十五年，我看著他以《私法爭鋒》、《怒火邊界》叩關好萊塢，接著再以《異星入境》、《銀翼殺手2049》和《沙丘》第一、二部，穩穩成為當代最好的科幻導演。

直到今日，《烈火焚身》都是我在任何影展所看過、最喜歡的一場電影。也是因為它，我走到了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