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森堯／大宗教裁判官及其他──讀《卡拉馬助夫兄弟們》（4-4）

▋巴赫汀：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創作詩學」

我們在閱讀這部小說之過程當中，會聽到許多滔滔不絕於耳，如前述法庭抒發出來有關人生哲學的論證聲音。在此，不妨回顧一下曹西瑪長老的臨終遺訓和伊凡口中大宗教裁判官的詭辯：從作者筆下流露出來的，這些不同人物和聲音，在整部書中到底代表了什麼意義？在小說結構上說明了什麼？這就是二十世紀俄國著名評論家巴赫汀在其《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創作詩學問題》（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一書中頻頻提出的兩個概念：「複調小說」（Polyphonic Novel）和「嘉年華會式」（Carnivalesque）。

巴赫汀在此書一開頭即強調，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是一種獨創一格、形式新穎的「複調小說」，他的小說中，特別是這最後一本《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包含了多種不同的聲音。他創造許多位發出這些聲音的人生哲學家，其作品比如《罪與罰》裡的男主角拉斯柯尼可夫，《白癡》裡的美麗人類麥錫金公爵，《附魔者》裡的虛無主義者史塔洛夫金等等，還有《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裡，伊凡的大宗教裁判官和曹西瑪長老的臨終遺訓。他賦予這些人物許多不同的思想觀念，或自成一體，甚或互相對立矛盾。難怪納博科夫會批評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廢話太多，讓人頭昏腦脹，並且批判他的俄文文體不通順。那是他的偏執看法，難怪他自己的小說，比如最有名的《蘿莉塔》，讀起來總是那麼輕薄單調，非常空洞，乍看很活潑生動，實則空虛無趣。

我們習於讀到的傳統西方小說，比如托爾斯泰、狄更斯或雨果等人的作品，幾乎千篇一律都是一種「單一聲音」的展現方式。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些「單一聲音」的作家寫的東西一定不如杜思妥也夫斯基，一部好的長篇小說必須具備很多條件，不是光靠小說裡「人物的聲音」即可決定一切，長篇小說的偉大與否不是這樣看。就像杜思妥也夫斯基早期開始從事創作，寫起東西總是很囉唆嘰歪，他早年就寫了許多劣作，比如《窮人》或《白夜》，甚至晚期也寫了不少劣等東西，比如《白癡》或《附魔者》或甚至《少年》等。我看他晚年寫在《作家日記》裡的一些評論時事的文章，講了很多蠢話，表達過多民粹主義，幾乎一天到晚在喊俄羅斯萬歲，鼓動大家仇視土耳其人，這樣的「聲音」有什麼意義呢？我在此只是要強調，「複調小說」並沒有重要到變成成就偉大小說的首要條件，只不過是想說此種寫法，使得《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樣風格的作品在表達方法上更多樣豐富，也更充實好看。《戰爭與和平》並不是「複調小說」的寫法，一樣相當精采好看。

杜思妥也夫斯基從不會為他筆下的人物從事結構圓滿的傳記式描寫，他只刻劃人物的短暫處境， 一至二天。以《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而言，其事件之描寫為了配合現實處境，比如從兇案發生到法院開庭，中間間隔兩個月，故事情節就超過了兩個月，事實上，真正事件情節的過程並不超過二至三天，這倒有點類似契訶夫後來的戲劇作品《三姊妹》或《櫻桃園》。在場景設計上，他單設定一個點（俄羅斯一小鎮），然後讓他的人物圍繞在這個點旁邊打轉，最後讓整個故事格局邁向可能的不同方向發展，全都指向未來，卻是一個未知數，人生永遠還是個謎，其謎底永遠無解。

我們可以想見，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永遠是一種「現在式」的展現形式，這樣的形式看起來倒是很像戲劇的演出方式，在有限時間和空間內完成一場人生之壯舉。英國著名評論家喬治．史坦納在其早年一本書《托爾斯泰或杜思妥也夫斯基》之中，曾不斷強調托爾斯泰的希臘史詩傳統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莎士比亞戲劇傳統，這真是無比貼切中肯的論調，說出了這兩位偉大作家筆下作品的獨特風格。

許多評論家會說，杜思妥也夫斯基寫起東西來，猶如他的先輩巴爾札克（這也正是杜思妥也夫斯基最崇拜的先輩作家），吱吱喳喳，信手拈來，如入無人之境。根據英國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第一個把托爾斯泰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翻譯介紹給英美讀者的康斯坦絲．賈奈特夫人的說法：就她的翻譯經驗而言，杜思妥也夫斯基最難，碰到的問題最多，他的俄文文體總是怪裡怪氣，不按牌理出牌，甚至不合俄文的正規文法和習慣用法，她經常一面翻譯一面幹譙。  

說來確實有點奇怪，也很難理解──這是一本篇幅相當冗長，文字浩繁無際，內容無比囉嗦的長篇小說，竟然不僅是杜思妥也夫斯基擁有最多讀者的作品，也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特別是文學殿堂上，至今仍擁有最多讀者的一本長篇小說。

上個世紀九○年代，我走在歐洲大學校園裡（特別是英法兩地），看到大學生幾乎人手一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如果不是，必然也是《罪與罰》。他們想在這兩本書裡尋找什麼？我不知道。但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這樣的小說作品──尤其是篇幅那樣龐大，內容無比駁雜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我竟然讀到手不釋卷，甚至每隔一段時間就這樣不斷反覆重讀，永遠不覺厭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