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錦/辜鴻銘:唯中國儒學能救世界之亂

辜鴻銘,約攝於1917年。(圖/取自維基,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藏)
辜鴻銘,約攝於1917年。(圖/取自維基,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藏)

辜鴻銘,名湯生,字鴻銘,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學博中西,精通多種語言,獲好幾個博士學位,是清朝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

他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並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全力向西方人宣傳東方文化和精神,並產生重大影響,西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坊間多說辜鴻銘精通英、法、德、俄、義、拉丁、希臘、葡萄牙和馬來西亞等九種語言,獲十三個博士學位,但是辜鴻銘自己從未主動說明過。不過他學識的博大精深,是世人所公認的。

對這樣一位人物,自然值得詳細介紹。

1856年6月30日,辜鴻銘生於南洋馬來半島檳榔嶼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裡。他的先人來自廈門,父親辜紫雲是英國人經營之橡膠園的總管,說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辜鴻銘天資聰慧,莎翁三十八個英文劇本,他能倒背如流。

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布朗告訴他,「現在歐洲國家和美國都想侵略中國,所以那些國家的學者,都在努力鑽研中國;希望你日後也能為自己的國家學好中西文化」。

1870年,十四歲的辜鴻銘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後回到英國,以優異的成績被名校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

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再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獲文、哲、理、神等好多個博士學位,會講好幾種語言。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四十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十四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1880年,辜鴻銘返回故鄉檳城。次年,遇到馬建忠,他是清季著名學者和教育家馬相伯的弟弟,所著《文通》(通稱《馬氏文通》)十卷,是中國第一部語法著作。辜鴻銘與他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專心學習中國文化。

1883年,從在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就以宣揚中國文化並批判西學為己任。1921年,他在《紐約時報》上以〈未開化的美利堅〉為題,發表專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將《論語》《中庸》《大學》譯成英文,在海外刊載和印行。

1885年,辜鴻銘前往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外文祕書。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教育。辜在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自己精研國學。

1893年十一月,辜鴻銘代張之洞擬稿,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設立、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由蔡錫勇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外語教習,授課甚受學生歡迎,成為自強學堂的一代名師。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8年任外交部侍郎。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

1910年,他辭去外交部職務,到上海任南洋公學監督。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於1914年九月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主講英國文學和拉丁語。同年,《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對西方文明的批判尖銳而深刻。這本書的德文版,在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1920年八月辜鴻銘離開北大。據說他支持滿清復辟,招致北京當局不滿。1923年,經人推薦到一家日本人辦的英文報館當總編輯。1924年赴日本講學三年,其間曾赴台灣講學,由台灣鹿港辜家的創始人辜顯榮招待。1927年,從日本回到中國。

1928年四月底,奉系軍閥張宗昌內定辜鴻銘為山東大學校長,辜也有意前往,但染上感冒,請法國醫生來看,不見好轉,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值得細論,他一生事蹟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於溝通中西文化。為了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於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目的即在使西方人因了解而尊重中國文化。

他寫了很多本英文書,最重要的一本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的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能救西方。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批判西方之弊,闡揚「周孔之道」。文章發表後,西方人既驚訝又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所以辜鴻銘的文章和專書,德文和日文譯本特別多。

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註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鴻銘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註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註釋或許可以吸引瞭解這些作家的讀者。」有學者認為,近代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註釋法對於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有深遠意義。

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註之外,辜氏還在註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聖‧約翰,子路比作聖‧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於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鴻銘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於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於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於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

他以為儒家學說的仁義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強食競爭中出現的冷酷與毀滅;他相信,正被國人摒棄的傳統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學即是這個文化精髓所在。

精通西學的辜鴻銘,在潛心精研國學後,就此產生了「儒學能救西方」這個持守終身的定見。故他不僅自己頂禮膜拜,更不遺餘力推向世界,肩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責任。

因為有中國文化的自信,所以他對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也有自己的解釋:「中國人的性格和文明的三大特徵,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

辜鴻銘滿腹經綸,當年他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中國人的精神》,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梅蘭芳。梅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辜的講演票價是兩元,還座無虛席。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和胡適同在北大任教,但卻是「冤家對頭」,辜蔑視西學,而胡卻推崇西學。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多次交鋒,也有雙方對孔教的爭論。據說辜鴻銘離開北大,與胡適不合也不無關係。

辜鴻銘留給國人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那條拖在腦後的長辮子。北大的學生嘲笑他,他反脣相稽:「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去掉很容易;你們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去掉就很難了。」學生舉座默然。

辜鴻銘還深入解釋他這條辮子,「我許多朋友嘲笑我對清室的愚忠……但我經由對清室的效忠,而效忠於中國之宗教,效忠於中華民族之文明事業」。

《清史稿》說辜鴻銘:論學以正誼明道為歸,嘗謂:「歐、美主強權,務其外者也;中國主禮教,修其內者也。」又說:「近人欲以歐、美政學變中國,是亂中國也。異日世界之爭必烈,微中國禮教不能弭此禍也。」

就是說,辜鴻銘反對中國去學歐美的政治,認為這是亂中國。將來世界紛爭一定更激烈,只有中國的禮教才可以消弭這種災禍。

現在世界亂得不得了,且等著驗證辜鴻銘是否為先知。

辜鴻銘是翻譯名家,對中國另外兩本有名的譯作,從倫理的立場有所評論:

嚴復譯出《天演論》,使國人只知道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天兵連禍結,民不聊生。自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國之青年只知道男歡女愛,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禮義存在。

辜鴻銘「樹大招風」,學界對他也有不同的評論。

同為大師級的林語堂這樣看他:

英文造詣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總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

文學大家吳宓在《大公報》上說:

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領袖人物應作別論外,今日吾國人中,其姓名為歐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為歐美人士所常讀者,蓋無有如辜鴻銘氏。自諸多西人觀之,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傳員也。

劍橋出身、英文名家、北大教授、駐外大使溫源寧另有看法:

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才標識(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辜鴻銘似乎「蓋棺」尚無「論定」。

辜鴻銘(前排坐者右)、印度詩人泰戈爾(前排坐者左)等人合影於北京。(圖/取自網路)

除倒馬桶,都要學問

袁世凱出身行伍,喜歡強調自己沒學問但是善於實幹。他曾經向德國公使吹噓說:「張中堂(張之洞,是探花出身)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袁世凱的幕僚將這件事得意地告訴辜鴻銘。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媽子倒馬桶,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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