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嫚vs.彭樹君／真的有小說族現象嗎？

過了這麼多年，

還有人記得呀？

●林黛嫚：

我在前中年時期去讀碩士班，以小說族現象寫了一本碩論，這天為了這對談題目又去古狗一下，看到我在2006年寫了一篇長文〈回首──兼論小說族20年〉，啊，竟然轉眼又快要一個二十年了。

當年寫碩論時，訪問了幾位小說族的成員，張曼娟聽到我敘述寫作此論文的緣起，聽到一些文學評論家衝口而出的「小說族」一詞，她的反應是驚訝和感動，「過了這麼多年，還有人記得呀？」

簡單敘述一下所謂的小說族現象：1980年代中期，原本以出版羅曼史小說為主的希代出版社，以「希代文叢」展開和文學出版的接觸，接下來一方面開發作者群，在校園找尋有潛力的校園新人，一方面以重視行銷和包裝的促銷手法，為這些毫無知名度的新人打開知名度。

所謂特殊行銷手法包括以作者為封面、以生活化的專訪和介紹建立讀者的認同感、請文壇前輩作序、為新人開新書發表會、比傳統文學書還要精美的編輯設計……在這個過程裡，希代發明「小說族」一詞，後來並以這個稱呼作為一本雜誌的刊名，把「小說族」的知名度推到最高點。

一群年輕創作者出第一本書就受到矚目、擁有讀者，或許讓所謂的主流文壇感到不可承受之重，而去強調我們作品之輕，說我們專寫校園愛情故事，還有報導指稱我們這樣的創作內容帶壞年輕讀者的文學品味。我寫碩論時訪問了幾位文壇大老，就有人坦承當年根本沒看過我們的作品，只是隨著「輿論」起舞。

●彭樹君：

也是因為這次的對談，我才知道黛嫚寫過一本關於小說族現象的碩士論文，並且也才回憶起許多過去的事情。

但記憶真的很奇妙啊，同樣的一件事，即使我就是當事人，所記得的也是不同的印象。我不記得有新書發表會，不記得有生活化的專訪，我的書也沒有文壇前輩作序。

不過，我確實是因為在大學時代得過幾個文學獎，被出版社注意，所以那些得獎作品才有了結集出書的機會。

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真的還太年輕，而且也太幸運。

當時我才離開校園不久，在一家廣告公司當文案人員，但是非常適應不良，每天上班都覺得很痛苦，所以當出版社找到我，表示要與我簽約出書之後，我就立刻辭職，準備來專心創作。

我從小喜歡寫作，也希望能成為一個作家，卻從沒想過竟然可以在二十歲出頭就達到專業作家的夢想。

在黛嫚的碩士論文裡，「小說族」是一個泛稱，但我一直以為是專指當年我們一起出書的六個女生，除了黛嫚和我之外，還有楊明、吳淡如、詹玫君和陳稼莉。

我們這六個女生的第一本書都很暢銷，所以這樣像少女團體一樣集體出道的方式算是包裝成功。我們雖然引起許多注目，但同時也引起不少不以為然的批評。

雖然以現在來看，那樣的行銷方式還算保守了，但在當時或許是先前沒有別人這樣做過，引發討論也是必然。

有一些不友善或不以為然是我後來才慢慢意識到的，至於當年的我其實始終都在狀況外，並未意識自己的處境，對於那些批評渾然不察，只覺得認識一群年齡相近又一樣都在創作的朋友真是開心！再說行銷方式是出版社全權做主，我從未參與討論，也沒想過是否可以一起討論？我還太青澀，心態上還是個學生，只想好好寫作而已。

我的狀況外，也是因為專注在自己的困境裡，無暇去意識外界。

我的第一本小說寫的都是校園故事，書寫的當下我就生活在校園裡，那些虛擬與真實的交織是我明白的世界。然而當我離開了校園，職場的經驗也還有限，那我要寫什麼呢？我試著寫了一些開頭，然後就無以為繼了。

我很焦慮，每天都困在自己的房間裡，面對著空白的稿紙，寫不出下一個句子。

直到自由時報找我去當副刊編輯，才結束了我九個月失敗的專業作家生活，也同時終結了我寫不出來的窘況。

是因為那樣的困境，讓我明白一個寫作者必須要有生活經驗與生命歷練，否則無法支撐自己的寫作生命。

主流文壇拒斥與雅俗之爭

●林黛嫚：

對於那些不友善的輿論，在撰寫我的研究論文時，我的情緒與態度的轉變從接受、質疑、委屈、寬容到開放。當年我們聽到、看到、感受到一些非善意的訊息時，雖然不愉快，但是因為莫可奈何，也不知如何面對，於是以「大約本來就是這樣，就會碰到這些事，何況我們也真的不夠好」的心態接受。只是在完成這個研究的過程，我體會到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看這件事，人類文明的進程不就是如此從不斷溝通、試驗過程中調整、改變？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和樹君一起再一次回望我們走過的小說族現象。

主流文壇與菁英品味的拒斥，我或許不能代表所有「小說族」發言，至少當年我對出版這件事只是很單純的想法，我愛好文學，喜歡寫作，出版社願意為我出書，並且努力宣傳，讓我們的作品送到讀者手中，這是值得感謝的事，此外，關於一個文學社群是如何運作、進入文壇要拿哪一種名片……這些，似乎不是我們這些初出社會的人要在意的事吧。

轉眼幾十年過去了，《小說族》雜誌也已經消失在市面上，即使現在還在文學創作崗位上的「族人」，每個人對小說族的記憶也可能是不同的切面。關於當年（說不定如今仍然存在）文壇的雅俗之爭就交給學術研究吧，此刻回首，我希望只記得溫馨美好的時刻。

●彭樹君：

說起來，我還是《小說族》雜誌的初代主編呢！回首前塵，當時的一切彷彿很遙遠，又彷彿近在眼前。

希代出版社的發行人朱寶龍先生大約是想為我們這些年輕作家新增一個發表作品的管道，所以在出版書籍之餘還準備開辦雜誌，一樣也是叫作《小說族》，他徵詢我願不願意當這本刊物的主編？我非常猶豫，畢竟那個時候的我只想專心寫小說，從沒想過要當編輯，也不知自己是否可以勝任？朱先生鼓勵我一定可以，我只好惶恐地答應。

忘了我的初代《小說族》主編身分持續了多久？總之是一直處於籌備狀態。現在對那段時間最深的印象，就是坐在一間明亮的辦公室裡，看著午後的陽光一吋一吋地落在桌上，心裡想著，我為什麼在這裡呢？

後來雜誌還沒出來，我就請辭了，或者說逃走了。我離開後不久，第一期《小說族》雜誌終於出刊，我也終於鬆了一口氣，還好這本刊物沒有尚未問世就終結在我手上。

走在開滿鮮花的

康莊大道上

●林黛嫚：

記得那時朱先生為了讓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文壇新鮮人正視自己的文學生命，他也在意正典文壇對我們的批評，所以不只辦雜誌，還辦了一個讀書會，希望藉由檢視、討論、批評彼此的作品，進而拓深、拓廣我們創作的內涵。

都是周末下午，在民生東路希代舊址，族人們聚在一起，住在中壢的陳稼莉、台中的詹玫君還常常專程北上，我們一起閱讀、發表各自的新作。那段期間正是酷熱的夏日午後，室內涼得恰到好處的冷氣反而容易令人昏昏欲睡，加上嚴肅正經的話題，我幾次發現朱先生斜倚椅上閉目養神，不禁莞爾。後來這個讀書會不了了之，內容談些什麼也不復記憶，然而朱老闆的堅持我們都記在心上。

然後是那一次令人難忘的美西之旅，由希代公司安排我們到洛杉磯參加美西華人學會年會。邀請幾位剛出道的年輕作家在學會中座談或演講，這在該會應該是個創舉，我多年後以《中央副刊》主編身分又應邀出席。開會什麼的沒什麼印象，但會議後的旅行卻印象深刻，我們這群人一起旅行現在可以確認那次是空前，也是絕後。

我記得有一晚下榻郊外的汽車旅館，入住時已經很晚了，不是星級飯店當然沒有服務生幫忙拿行李，一群青春洋溢的青年男女拉著笨重行李在木造的樓梯上磕磕碰碰，似乎起著濃霧，走廊又長得沒有盡頭，頗有喪屍電影的氛圍。

旅程因為有這麼多好友可以聊天，每天都過得歡欣又有趣。那趟環球影城，整團先一起坐幾個熱門的遊樂器，之後再自由活動，我記得第一個坐的是ET，坐在會搖晃的椅子上想像自己像ET一樣對著浩瀚銀河吐著一個單字，HOME。因為椅子搖晃得厲害，我安慰同行的妹妹，別怕，都是假的。苦苓在旁邊聽到了還回一句，「連玩遊戲都這麼理性，那還有什麼趣味！」自由活動後我和大家走散了，又弄丟了我剛買的太陽眼鏡，黃昏時在熱鬧的園區什麼也不玩，一個人坐在長椅上舔拭自己的憂傷。這個場景我寫進我的小說〈沉默的遊樂園〉。

●彭樹君：

黛嫚，經妳這麼一提，我想起來了。確實曾經有個讀書會，一張長桌，兩旁坐著一群年輕男女，但沒怎麼嚴肅地討論彼此的作品，大部分時間只是輕鬆地在聊天。

除了定期的讀書會之外，大家還常常私下聚會，一起吃飯喝咖啡，一起到哪裡去遊玩。如今回想起來，總覺得我們這些年齡相仿的寫作朋友們夥頤的時光有如大學生活的延續，而朱先生就像是用心良苦的班導師，不遺餘力地提攜我們這些莘莘學子。

那次美西之行想必也是朱先生大費周章的安排，然而當時的我並未意識到一個才出了一兩本書的年輕作家就能參加美西華人學會是多麼光榮的一件事，全心全意只為了可以到夏威夷、洛杉磯和舊金山而開心，畢竟那是我第一次出國！

至今無法忘記的是在日本轉機時，因為一番陰錯陽差，我獨自一人在機場迷路，被帶進警局盤問，然而因為言語不通，身上又沒有任何證件而引起一番緊張。那個終生難忘的下午，我看著牆上日本赤軍連分子的人頭照片，發揮了寫小說的想像力，想著自己將被當作闖機的恐怖分子，被關押進入日本大牢，人生從此暗無天日，含冤莫白，最終客死異鄉……當然最後我還是被釋放了，但那個經驗對於一個第一次出國的年輕女生來說，也算是有限人生裡最驚心動魄的事了。

除了這個飽受驚嚇的插曲之外，那次的旅行真是美好。記得一路上我都和楊明同一個房間，晚上有說不完的話。印象深刻的是在某個農場吃到現採的新鮮櫻桃，還有在舊金山的某日早晨一時興起，一群朋友一起走到漁人碼頭去吃了超級美味的海鮮沙拉。

也一直記得在夏威夷時的某個夜晚，我們在一條畫舫一般光亮美麗的船上，一邊欣賞著海上的夜景，一邊享受著音樂與佳肴。

如今回想起來，那時二十出頭的我們其實還未經歷真正的人生，還不知道後來那些悲歡離合的發生。當時的我們彷彿走在兩旁開滿鮮花的康莊大道上，要到多年以後才明白，原來人生還有荒煙蔓草的羊腸小徑，甚至是必須自己披荊斬棘的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