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珮君／日日是好日——黃春明被退學四次的九彎十八拐（中）

黃春明最有資格談教育

那一個孩子一直仰望著

仰望到帽子往後頭掉

他還是仰望著

仰望密密麻麻的

星空

媽媽曾經告訴他

地上死了一個人

天上就多出一顆星

爸爸笑他是一個傻孩子

那麼愛看天上的星空

那孩子在心裡焦慮地叫

媽媽——！

您到底是那一顆？

媽媽——！」

　　——〈仰望著〉‧黃春明

這是一個孤獨的孩子。黃春明最有資格談教育，他曾是在教育中被打趴在地上的孩子，他知道他們的傷和徬徨；他曾是學校氣得不想再教育的孩子，幸運的是，最後都有人又替他開了學校大門。他知道教育多麼重要，足以旋乾轉坤。這跟他後來致力童書、兒童舞台劇、在家鄉開書店，不無關係。

他退學四次，屢仆屢起，其中有幾個意義：

一，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一心回到學校。學校是他的救命草。

二，始終有人不放棄他，其中只要有一人拒絕了他，他的人生故事將重寫。尤其可貴的是，給這個「壞孩子」機會、替他「關說」的都是陌生人。

三，他在童年、青少年匍匐谷底，日夜嗅聞的都是土地和小人物的氣味，這些成就了未來獨特的他。而又因為始終有人在關鍵時拉他一把，他的寂寞故事通常有光。

黃春明幼時喪母，孤獨、叛逆，青春期時又長成肌肉男，被勒令退學都是因為打架。他從羅東中學、頭城中學退學後，繼母對他失望透頂，不願與他同桌吃飯，只要他上桌，她就重重放下筷子離座。鄰居都知道他頑劣，把他的小名「阿達」改為「歹達」。家鄉待不下去了，他想去台北，十四、五歲的他與運菜的卡車司機講好，凌晨幫忙搬菜，讓他搭便車到台北。那時是民國40年，北宜公路還沒有鋪柏油，土路又彎又顛簸，他睡在堆得高高的菜簍上，凍得發抖，車斗上還有另一個搬運工，惡聲惡氣問他：「冷嗎？」隨手飛丟一個黃麻布袋給他。七十多年前的往事了，黃春明回想那一刻，「我到現在都記得，在濛濛的視覺裡，那個麻布袋丟過來時，灰塵顆粒撞擊我的鼻腔」。他後來住過很多五星級飯店，「沒有一家飯店的棉被比得上那一個聞起來就充滿灰塵的麻布袋來得溫暖、舒服」。

發現禁書，意外打開一片天空

黃春明從此開始他「九彎十八拐」的人生。

黃春明的小說，屢見以妓女為側影或主角，他在聯副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城仔落車〉，寫一對婆孫搭車，他們前路茫茫趕去相見的人，就是孩子曾做過妓女的媽媽，她嫁給一個開闢橫貫公路的老兵。〈看海的日子〉主角白梅也是妓女，白梅在返鄉車上遇到的好友，也是嫁給退伍少校並已生子的妓女。因應美軍來台而竄起的酒吧，〈小寡婦〉的故事更是一群性工作者在現代行銷、包裝下，從鄉土向都會化、國際化的轉型。

黃春明童年時，老家附近就有妓戶。他逃家到台北後，挨家挨戶敲門，好不容易在民樂街找到一家電器行可「以工換宿」，無薪。附近延平北路也有好幾家私娼館，他常被派去那裡修電扇，曾看到她們辦完事就在天井沖洗，他臉都紅了，她們給這個青春男孩取了一個綽號「紅面仔」。

電器行老闆的副業是用紅綠紫化學顏料調製淋在清冰上的糖漿。黃春明除了修電器，還要用椅子站在大灶前熬煮糖漿，並洗刷回收的玻璃瓶，常因裡面的不明物質搞得兩手發癢，「我到今天都不太敢吃這種冰」。在這樣的環境下，他自修考上台北師範，「以前『師範』學校被人叫『吃飯』學校，不僅免學雜費，有吃有住，每個月還有幾十塊零用錢，畢業後保證有工作。」他不必擔心生活了。

北師是軍事管理，上下課、吃飯、睡覺，都用小喇叭軍號，晚自習、晚點名要唱軍歌、反共歌曲。活潑好動的黃春明很快就受不了，「這種氣氛像被關一樣，實在很辛苦」。當時學校附近只有眷村，根本沒什麼好玩，但他仍常從學校逃出去，晚上九點再爬牆回來，同學很佩服他，他說，當年不知道「成功就是快要失敗的開始」，有一天，他剛從牆上跳下來，校警手電筒就照到他臉上，他哀求校警放他一馬，並把過去的退學史告訴他，以為可以博得同情，沒想到校警覺得這孩子惡性難改，更該交給學校，黃春明一急，「我拳頭就出去了，打掉校警一顆門牙」，又被退學了。

黃春明非常擔心，擔心的是由他一手創辦的北師橄欖球隊怎麼辦？他這個隊長若走了，球隊就要散了，「我怎麼可以退學？」

他想到教育廳長陳雪屏。黃春明曾經聽過他的演講，印象深刻：「教育要有耐心、有愛心。教第一次，學生不會，還要教第二次，仍然不會，再教一次。如果還是不會，好的老師會再教，也要自我檢討，是不是我教得不夠好？」黃春明跑去教育廳「堵」陳雪屏，在門口攔住正要上班的他，說自己如何被他的演講感動，他現在要被退學了，他問陳雪屏：「學校是不是沒有教育的愛？他們沒有耐心。」

黃春明講得滿頭大汗，陳雪屏說：「看你流這麼多汗，我知道你很誠懇，但學校退學不是我要改就能改的。我可以給你寫一封信，你拿給台南師範的校長朱匯森試試看。」

就因為陳雪屏一封信，朱校長接受了黃春明，他從北師轉到南師。黃春明後來才知道陳雪屏是跟胡適、傅斯年同輩的人，當年蔣介石用專機帶很多知識分子來台灣，陳雪屏是其中之一。

黃春明轉到台南師範重讀一年級，在學校又組織了橄欖球隊，還是很搗蛋。有一天，上「測驗統計課」，老師在教桑戴克的理論，「凡是存在的，皆存在於『量』，凡是存在於『量』的，皆可測量之」，黃春明舉手問：「孟子說人性本善，善如何測量？」老師臉色變了，黃春明又問，「荀子曰人性本惡，惡如何可測量？」老師氣得說：「你、你、你給我出去。」還罵他：「你是北師垃圾，不是我學生。」黃春明被逐出教室，以後上測量統計課時，他就去學校圖書館。圖書館是開架式的，他發現書架最高的地方有好幾綑東西，用泛黃的報紙紮著，這引起黃春明好奇，把它拿下來，上面寫著「禁書」，他大樂。

當時只要身陷大陸的學者、文人，著作都會被禁，理應銷毀，但也許實在太多了，或有人不忍，很多禁書只是被封存。越禁越有誘惑力，其中很多書其實非關意識形態，「這些禁書很寶貴，什麼都有，譬如『少年科學家』，內容很好，我當時看很多，到現在都記得。也有很多俄國文學作品，中國大陸譯者直接從俄文翻譯過來，比當年日本翻譯的好多了」，黃春明大開眼界，「我印象很深的是看了四川作家沙汀的《困獸記》，淚流滿面。」

黃看明被老師禁入教室，意外打開一片天空。

噢，你是「流」學生喔

二年下期的時候，黃春明又被學校退學了，因為曠課太多，加上打架，操行分數只有42.5，這是第四次被退學。

黃春明很惶恐，他不能這樣回去那個叫他「歹達」的家鄉。那天，黃春明在《中華日報》看到美國死囚蔡斯曼的傳記報導，一整個全版。蔡斯曼是殺人犯，被關很久，在牧師教導下，開始認字，用很簡單的英文寫下他如何在貧困家庭出生成長，兄弟姊妹膚色都不同，自己怎樣一步步變成罪犯。這本質樸的自傳，感動許多人，好萊塢明星出來聲援他，美國媒體大聲疾呼協助弱勢家庭的孩子教育，《紐約時報》書評專欄直言「美國生病了，要反省」。

黃春明想到自己也正在人生十字路口，他寫了一篇自傳給朱匯森求情。他用十行紙寫了二十四頁，從母親過世說起，他帶著四個弟妹踩在年邁阿嬤的肩膀上，如何動盪不安，請校長不要讓他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朱匯森第二天就派校工來找他，朱校長說從信中看得出來黃春明很有才氣，但退學已成定局，他可以寫一封信給屏東師範校長張效良，看看能不能收留他。張校長以前是南師的教務主任。

黃春明帶信去了屏東師範，張校長看信之後說：「噢，你是『流』學生喔。從羅東流到台北、台南，現在流到屏東來，屏東再下去是哪裡啊？」黃春明以為校長考他地理，「屏東再下去是巴士海峽。」張校長說：「巴士海峽就沒有師範學校囉。」屏師已是台灣最南的師範學校了。

黃春明從「台灣頭」讀到「台灣尾」了，「那時屏東可能連一個宜蘭人都沒有」，他不能再「退」了。

張校長以「留校察看」的方式讓他入學。

黃春明才進屏師一個多星期，工友來找他：「黃春明你會死了，校長叫你去他家吃飯。」黃春明很忐忑，校長為什麼會請留校察看的學生吃飯？校長家是一間日式宿舍，黃春明到的時候，人高馬大的張校長把太太、兩個小孩叫出來，在玄關跟他一一介紹。黃春明回憶此事，很激動，「這是迎賓耶，可見他很鄭重地接待我」，黃春明至今還記得校長孩子的名字，「一個叫乃屏，一個叫乃東，就是『屏東』兩個字。」

黃春明高中換了兩個學校，師範換了三個，共念了七年，回想自己的退學史，他充滿感激，「台灣人有很好的，也有很壞的。外省人也是，有好人有壞人。像陳雪屏、朱匯森、張效良這樣的人，他們對我沒有放棄，改變了我一生。」

他的文學生命也與一些外省人有關。他在得到國家文藝獎時，高舉獎杯：「王老師，我得獎了。」王賢春是他的文學啟蒙者，是他在羅東初中二年級的導師、國文老師，最早發現他有寫作才華。黃春明逃家到台北時，身上帶著兩本短篇小說，一本是沈從文的，一本是契訶夫的，「沈從文是我的文學之父，契訶夫讓我看得眼淚直流，他們讓我一直寫短篇小說。」這兩本書就是王老師送他的。王賢春才二十六歲，有一天，她在課堂上被穿著中山裝的人帶走，臨走她還叮囑學生：「各位同學，你們是中國好寶寶，你們好好用功，中國就有希望。」後來他們聽說王賢春被槍斃，她被指是「中國共產黨青年南方工作隊」的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