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錦vs.沈珮君／獨釣寒江雪（下）

因《巨流河》成為忘年交

●珮君：

我們都在報館工作很久，不在同一部門，不熟，但是我知道妳喜讀文史，愛好寫作，也常在報上看到妳的文章，很有印象。

2009年7月7日，「天下文化」出版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從一人一家寫成大國大家的史詩格局。從極北的遼寧，跋涉到極南的台灣，八千里路雲和月，有風有雨，濕潤了讀者的眼睛。我送了一本給妳，妳在辦公室還沒有讀完就打電話給我，卻哭得說不出話來。

我邀妳一同去聽齊教授的演講，為妳講述她父親立法委員齊世英先生的故事。我和妳的年齡差一個世代以上，但是因為這些共同的興趣和關切，使我們能成為「忘年交」。算起來，已超過十二年了。時間真快。

●親愛的作老：

聯合報系最盛時，曾有7500人，您位居最高層，不認識我。我們其實曾在同一部門，我記得，因為我滿懷歉意。

1990年，您自紐約回來擔任《聯合晚報》社長，我當時是聯晚編輯中心副主任，並主編三版。您要求每人繳一張學經歷卡，「並附照片」，我遵命繳了，但未附照片，我覺得自己每天盡心盡力工作就好，我又不是演藝人員，社長管我長什麼樣子。幾年後，我調到《聯合報》，接手一個近一百人的單位，我一個人也不認識，第一件事便是請每位同仁繳一張學經歷卡，「並附照片」，我每天暗暗依照片來記住他們。那時，我想起了當年那位「張社長」，他當時應是多麼想認識他的同仁，希望在電梯遇到時，可以叫出他們名字。我深深懺悔，現在跟您一鞠躬。

謝謝您送我《巨流河》，我後來又陸續買了好幾本送人，巴不得大家都看。我從第一章那個多病的小女娃被丟到雪地時，就忍不住淚。在那個貧困苦難的年代，生命力不夠強，就要被淘汰，個人如此，國家也是。她活下來了，而且投身教育，壯大了多少生命。那一陣子，我常在下班後留在辦公室看《巨流河》，張大飛殉國時，我哭到趴在桌上，後來怕其他還沒走的同事看到，勉強抹乾眼淚回家，開車上了高速公路，想到駕著戰機的張大飛，眼淚一直湧，夜黑月沉，幾乎看不到路。

當年極不對稱的抗日戰爭是這麼打的，一群一群我們不知道名字的張大飛，明知會死，明明害怕，卻仍然自願冒死，他們讓國家沒有亡，讓同胞活下來。我的父母因為他們而活了，有了我們，我們繼續有孩子、孫子。但是，張大飛，這個當年沒有父母的孩子，他有自己的孩子、孫子嗎？

您知道我沒聽過〈松花江上〉那首歌時，感嘆「妳太年輕了」，送了我田浩江唱的〈松花江上〉CD，我聽了前面幾句即大為驚訝：「這不是我小時候唱的〈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嗎？」

它們開頭好像，後來大家為什麼不唱了？另一條類似的歌，〈我的家在大陸上〉也聽不到了，有人說被「禁唱」了，為什麼禁唱呢？怕人家思鄉過度，因為回不去了？

〈松花江上〉是抗戰歌曲，〈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是反共歌曲。它們都是「愛國歌曲」，現在想來好「落伍」，不知道還有多少人知道它們。

您寫《今文觀止》時，會有「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的感覺嗎？

國家是我們的青山

●珮君：

「愛國歌曲」現在很少人唱了，因為「難唱」啊！愛哪個國呢？說不出口，乾脆「莫談國是」。

其實，人若沒有一個完整的國家可以依靠，是很痛苦的事。我在六歲有記憶的年齡，對日抗戰開始，目睹身受日本人侵略中國的各種暴行，一直在流亡逃難中長大。我受的是「國恥教育」，我的「家國情懷」與今天的某些青年人自然是不一樣的。

我兩年多前開始在聯副上寫「今文觀止」專欄，選的第一篇文章是胡適的〈國家是我們的青山〉，他說「國家若沒有了，我們到哪裡去呢？」胡適是「天涯淪落人」的前輩，我是後輩，很能體會他的徬徨與悲涼，但我的後輩能體會嗎？

妳提到張大飛，我想到另一往事。郝柏村將軍訪問大陸，參觀一所空軍烈士紀念館，裡面沒有高志航的名字。少了高志航還算什麼空軍？郝將軍正色告訴館方：中國軍人八年抗日，這場仗是為國家同胞打的，不是為國民黨打的，也不是為共產黨打的，紀念中國空軍烈士，不能沒有高志航。

我和我的同輩很多人一樣，盼望有一個可以依靠、也可以引以為傲的國家，我為《今文觀止》寫的自序，題目是〈國家要文明，也要強盛〉。強盛可以保護我們，文明可讓我們在國際上抬起頭來。兩岸的中國，大陸的體制使政府專權，但她強盛了；台灣是民選出來的政府，但她淪為強國的附庸。

一位朋友問我，若文明和強盛二者不可同時得兼，你希望哪個先來？我低頭，沉思，無以回應。

珮君，妳2020年發表的第一篇「他鄉．故鄉」〈親愛的尹仲容先生〉，得到海內外很大的注意和驚嘆。尹先生的墓木已拱，也有人寫過不少紀念文章，但妳以一名紡織工的女兒身分向他致謝、致敬，以這樣簡樸、熱忱又刺人心痛的聲音，呼喚他回來，讓他重新站在我們身旁，最令人印象深刻。

你是台大哲學研究所畢業的，怎麼開始寫作的？

我想把他們找回來，

把故事說下去

●親愛的作老：

我也正想請教您怎麼寫作的呢。《聯合報》在您退休後，一直給您保留了辦公室，2009年報社遷到汐止後，您的辦公室更大了，必立發行人說：「作老，不會再搬家了，你不會再流浪了。」從您辦公室大大的落地窗望出去，就是青山和高速公路，您在那兒繼續寫了一篇又一篇好文章，2015年得了總統文化獎，第二年又獲頒二等景星勳章。但是，隨著張媽媽病情變化，您進辦公室的時間少了，儘量在家陪她，但仍嚴謹的、有紀律的看書、看報、寫作，緊緊貼著這塊土地的脈搏。一日為記者，終身為記者。最令我震撼的是，您那些一篇篇長文不是在書房寫的。您家的小書房已讓給外傭住了，您在餐桌上寫作，餐桌上有一半面積放的是書和您列印的資料、筆記，另一半是您展開稿紙伏案的地方，吃飯時，再把稿紙暫時移開。

您寫作時，旁徵博引，要思考、要回想、要找查，還要注意張媽媽走動安全、不斷回答她的重複提問，您怎麼可以文思不被打斷？相形之下，我太不成材了，我一人一屋居陋巷，雖不無車馬之喧，但大致安靜。我自小就注意力不集中，唯有寫作時心無旁騖，而且兩眼發直，極怕受擾，可憐我那一對九十高齡的老父母都知道早上別來我家、別打電話。

說來慚愧，我直到三十七歲才有第一篇文章刊在大報副刊，三十八歲得了中央日報中篇小說特別獎。《中時晚報》「時代副刊」副主任嚴曼麗是我文學領域第一個伯樂，《聯合報》副刊主任宇文正是我第二個伯樂。寫作寂寞，像對黑洞說話，她們讓我知道旁邊有光。

我開始寫作本已很晚，在得獎之後又因為困惑停筆十年，直到前幾年才下定決心自新聞崗位退役，專心寫作。但寫作和人生一樣，充滿不確定性，行行復行行，不行說不行，一邊寫一邊困惑，時感徬徨，經常臉紅，但知道這是最後機會，不能撤退，退無死所。

因為知道自己不夠好，所以，我寫作極慢，修改極多，若把我原稿的修改痕跡列印下來，應該可供初學者「勵志」之用。「思之思之，又再思之」（《管仲．內業》），我沒有才華，只是不肯放棄而已，像〈親愛的尹仲容先生〉那篇，在我肚子放了四、五年，好不容易完成初稿，極不滿意，反覆重看，有一天，在中研院圖書館，忽然發現尹先生身影越來越近，原來他根本是活在我左右的人，我如獲天啟，毀棄初稿，一萬多字全部重寫。

「典型在夙昔」是不是就是這樣：他們的功和德就在我們身邊，影響了我們生命，造福了我們，而我們應該承傳。聖嚴師父曾說，「福報」的「報」就是「利益他人」，這真是我聽過最高境界的「福報」解釋。像尹仲容這些人真是有最大福報，只是我們這些受益者不知不覺，或漸漸忘了，我想把他們找回來，把故事說下去，讓典範長在左右，自立立人。這後來成為我「他鄉．故鄉」系列的主軸。

我常看您的手稿，知道您寫作幾乎是一氣呵成，不像我塗塗改改，您是「胸有成竹」一揮而就嗎？

●珮君：

我的文思並不敏捷，常常也苦思焦慮得「柔腸寸斷」。我「捻斷數莖鬚」時，沒人看到。

妳說我在飯桌的一端也可以寫稿，這應該與新聞人的職業訓練有關。記者要上山下海甚至槍林彈雨中採訪，寫稿還能選地方嗎？

1989年，我在紐約「聯合報美加新聞中心」服務，4月間請假回大陸探親，巧遇天安門廣場學生請願，比莫斯科紅場大好幾倍的天安門廣場，擠滿了上百萬學生。4月27日，北京四十八所大專校院十多萬學生列隊遊行，中心訴求是「爭民主、反貪汙」。人數之多，聲勢之壯，理念之明確，在在教人動容。我趕緊跑到廣場附近「北京大飯店」的餐廳，在餐桌上寫了一篇稿，付錢租用飯店的傳真機傳給台北《聯合報》，4月30日在《聯合報》第三版頭條刊出。標題是「長安大街那一頭會有民主嗎？」我說：「1919年的『五四』，也有成千上萬的青年在北京遊行，振臂高呼要民主。那些人或墓木已拱，或垂垂老矣，今天另有一批青年，又遊行爭民主，而時間已過了七十年。當他們綿延的隊伍走過去，長安大街的那一頭會有民主等著他們嗎？」一個月後即發生六四血案。

「六四事件」無論正面說還是反面說，它都將載入歷史，我那時趕寫的這篇小文章，或可忝附驥尾，成為一小片史料，它正是在「北京大飯店」餐桌上寫的。

新聞記者寫稿不在書房，不擇地而出。

●親愛的作老：

您帶張媽媽自台北遷居中壢之後，每天下午在社區大樓的大廳走路，當作健身。有一天，您在line上寫給我：

今天同時在大廳裡的，有那位每天準時由外傭推來、不斷呻吟卻不能離開輪椅的老太太，還有一個年輕媽媽，帶著跌跌爬爬的小嬰兒蹣跚學步，兒童遊樂室裡有一父親帶著一兒一女，孩子們自己玩耍，他專注於手機。再加上我們兩老拿助行器和手杖的，人生各階段都湊齊了。

「一日看盡長安花」，好美；一日看盡人間世，也很寫實。

您的作品氣壯山河，大家看到的都是您的健筆，很多讀者不知道您的年齡，孔子從「三十而立」，一直說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您可以跟我們說說「七十後」嗎？我知道您七十後還去北大念了幾年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