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亞妮/歷史之外的畸窄餘地

《餘地》書影。(圖/印刻提供)
《餘地》書影。(圖/印刻提供)

推薦書:顧玉玲《餘地》(印刻出版)

顧玉玲是說故事的人,在她的非虛構作品《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2008)與《回家》(2014)中,別人的故事被編織、被收納,用的是最平凡卻滿是關懷的心腸。到了顧玉玲的第一本長篇虛構小說《餘地》時,他人的故事、切身有關的事到虛構的故事,都成為了她的敘事能動。

《餘地》作為書名,是名詞,也似形容詞。如同推薦序裡頭,作家張亦絢所述,這一本小說同時有著「家族、性別、台灣敘事」三大元素。故事以廖惜和丈夫張進善的家庭為中心,旁及好幾個家庭與幾代人,連結了大量的故事原型,關於台灣街頭運動、白色恐怖遺族、日領時期台灣少年的成長史、原住民族從過往「未歸順番」到近代「回復傳統姓名」運動的流變,甚至觸及了海外移民的生活、女性如何記憶與面對歷史等等。不管是家族、性別到台灣敘事,其實都是一種台灣經驗;大多數的台灣經驗,更是一種可被轉譯的世界經驗。比如,小說從台灣的白色恐怖、二二八與解嚴前的歷史事件,進行了一場橫向的對談,與冷戰時期的麥卡錫主義相對來看;藉小說人物的一場小誤會,揭開「關在集中營的不只是猶太人,更有辛堤人與羅姆人等等」,對應出那些台灣歷史中許多悲傷的故事,主角從來不只台灣人,更有原住民、當年的日人與之後的新住民。那一句共通的潛台詞其實是:「每個人所知的歷史很有限,需要補課。」面對《餘地》裡召喚出來的大歷史與小記憶,甚或是反過來的小歷史與大片記憶,或許都如童偉格在序中所說:「或許不是記憶得更多,但卻絕對必須記憶得更好。」

當然,必須誠實面對的還有,小說裡寫道:「性、階級、環境都是政治,都內藏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都不得免於民主實踐的檢驗。」從此出發,小說與文學當然也是政治,可並不是所有政治都只為導向權力,政治也可能是說話的方式,總要進入某一種結構裡面,成為它,才能真正改變它。

因此,《餘地》有許多層可能,其一,是歷史的一種餘地、轉圜與空白待填處。於是小說裡才有許多正史裡不記載的人、族群,甚至談疫情、談沒有男人的女人們……他們一一出場,被命名、被指認。在一本小說裡放進這麼多線頭,貪心與關心是同等的,而顧玉玲卻還能再與讀者表白,她對文學、對某種美與意象的衷愛。如小說中的一個角色張進善,年少時愛寫詩,遭逢不平,更得寫詩,只因為:「他認真聽,認真看,說不清楚的時候就寫詩。」因為,「詩允許不承認。」外面的世界總在逼人承認,「承認人與人不一樣,承認他若要再有所提升,需要更多的努力」。這個「不承認」便是文學裡的顧玉玲,《餘地》當然也收藏許多過往她關注的「轉型正義」、「移工生活」或者「街頭運動」等等身影,濃度不低;但更有如詩與夢一體的魔幻時刻,那才是《餘地》裡另一種近無限的可能,小說的首尾以年老後廖惜之夢相連,那夢中靈鹿,是她與同代、同伴女性青春的體魂,夢裡鹿影,全是自己,因為「她就是解答,她就是提問」。

《餘地》是顧玉玲的提問,能否解答得看個人;《餘地》也是顧玉玲寫給台灣青春的另一種可能,那些迫害遺族、政治究責與血親認祖,全都沒有在書中得到答案。沒有答案,還是可以撐傘前行,這是歷史之外的餘地,也是小說才能收藏的一塊畸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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