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亞妮／歷史之外的畸窄餘地

推薦書：顧玉玲《餘地》（印刻出版）

顧玉玲是說故事的人，在她的非虛構作品《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2008）與《回家》（2014）中，別人的故事被編織、被收納，用的是最平凡卻滿是關懷的心腸。到了顧玉玲的第一本長篇虛構小說《餘地》時，他人的故事、切身有關的事到虛構的故事，都成為了她的敘事能動。

《餘地》作為書名，是名詞，也似形容詞。如同推薦序裡頭，作家張亦絢所述，這一本小說同時有著「家族、性別、台灣敘事」三大元素。故事以廖惜和丈夫張進善的家庭為中心，旁及好幾個家庭與幾代人，連結了大量的故事原型，關於台灣街頭運動、白色恐怖遺族、日領時期台灣少年的成長史、原住民族從過往「未歸順番」到近代「回復傳統姓名」運動的流變，甚至觸及了海外移民的生活、女性如何記憶與面對歷史等等。不管是家族、性別到台灣敘事，其實都是一種台灣經驗；大多數的台灣經驗，更是一種可被轉譯的世界經驗。比如，小說從台灣的白色恐怖、二二八與解嚴前的歷史事件，進行了一場橫向的對談，與冷戰時期的麥卡錫主義相對來看；藉小說人物的一場小誤會，揭開「關在集中營的不只是猶太人，更有辛堤人與羅姆人等等」，對應出那些台灣歷史中許多悲傷的故事，主角從來不只台灣人，更有原住民、當年的日人與之後的新住民。那一句共通的潛台詞其實是：「每個人所知的歷史很有限，需要補課。」面對《餘地》裡召喚出來的大歷史與小記憶，甚或是反過來的小歷史與大片記憶，或許都如童偉格在序中所說：「或許不是記憶得更多，但卻絕對必須記憶得更好。」

當然，必須誠實面對的還有，小說裡寫道：「性、階級、環境都是政治，都內藏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都不得免於民主實踐的檢驗。」從此出發，小說與文學當然也是政治，可並不是所有政治都只為導向權力，政治也可能是說話的方式，總要進入某一種結構裡面，成為它，才能真正改變它。

因此，《餘地》有許多層可能，其一，是歷史的一種餘地、轉圜與空白待填處。於是小說裡才有許多正史裡不記載的人、族群，甚至談疫情、談沒有男人的女人們……他們一一出場，被命名、被指認。在一本小說裡放進這麼多線頭，貪心與關心是同等的，而顧玉玲卻還能再與讀者表白，她對文學、對某種美與意象的衷愛。如小說中的一個角色張進善，年少時愛寫詩，遭逢不平，更得寫詩，只因為：「他認真聽，認真看，說不清楚的時候就寫詩。」因為，「詩允許不承認。」外面的世界總在逼人承認，「承認人與人不一樣，承認他若要再有所提升，需要更多的努力」。這個「不承認」便是文學裡的顧玉玲，《餘地》當然也收藏許多過往她關注的「轉型正義」、「移工生活」或者「街頭運動」等等身影，濃度不低；但更有如詩與夢一體的魔幻時刻，那才是《餘地》裡另一種近無限的可能，小說的首尾以年老後廖惜之夢相連，那夢中靈鹿，是她與同代、同伴女性青春的體魂，夢裡鹿影，全是自己，因為「她就是解答，她就是提問」。

《餘地》是顧玉玲的提問，能否解答得看個人；《餘地》也是顧玉玲寫給台灣青春的另一種可能，那些迫害遺族、政治究責與血親認祖，全都沒有在書中得到答案。沒有答案，還是可以撐傘前行，這是歷史之外的餘地，也是小說才能收藏的一塊畸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