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珮君/孫震——台大清寒生 成為台大校長(下)

孫震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援會幫祕書長李國鼎(右)撰稿。(圖/沈珮君提供)
孫震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美援會幫祕書長李國鼎(右)撰稿。(圖/沈珮君提供)

2022年5月29日,台灣新冠疫情正往高峰奔去,立院在混亂中三讀通過修正「會計法第99條之一」,形同為陳水扁在總統任內的「國務機要費」案除罪,一連串以假發票報銷公費的案子就此清零。

2016年孫震在台大替他做的口述歷史裡說,政治領袖爆發以假發票報公費的醜聞,「那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

那是什麼時代?

民國40年代,身兼三要職(美援會副主委、台銀董事長、外貿會主委)、被稱「經濟沙皇」的尹仲容,他是「台灣經濟工業之父」,病逝時手上沒有一張股票,連喪葬費都沒有。橫跨1960~80年代的「台灣經濟奇蹟推手」、「台灣科技教父」李國鼎身後也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備受尊崇的前行政院長孫運璿中風後坐輪椅,公務車上下不便,他不願申請換新,《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送他一輛凱迪拉克,他拒受,惕老說暫時借他,這才解決問題,他去世後,孫家立刻歸還。

尹仲容「一個人當三個人用」,從不準時下班,不報加班費,也沒有領兼薪,這變成「尹仲容精神」。孫震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尹仲容部門,沒日沒夜,「我做了一輩子公務員,從來沒有報領過加班費,也沒有把首長的特支費挪作家用」。孫震任職經設會副主委時,主委是張繼正,他也在尹仲容時代任職美援會,張繼正連私人、公家信函的郵票都清楚分開,一介不苟。孫震認為就是因為「政府首長這般清廉,才有台灣早期的各種成就」,只是後來大家越來越不在意,先從「小地方」開始,整體素質漸漸下降,台灣在1990年後失去「亞洲四小龍」的龍頭地位,甚至一度成為倒數第一,孫震認為與此有關,「經濟不僅是科技問題,也是文化問題」。

美援會的行政效率高,當年會中流行一個說法:「尹仲容今天交代你的事,希望你明天做好;李國鼎今天交代你的事,希望你昨天已經做了。」當年美援會專員葉萬安(前經建會副主委)也曾說:「才開完跨部門會議,人家還在寫報告,我們美援會就已把執行辦法送到各單位了」。

孫震在美援會的主要工作是給副主委尹仲容、祕書長李國鼎擬演講稿和寫文章,他的稿子只有兩次被要求修改。一次是尹仲容的演講,尹先生認為孫震準備的講稿未消去季節變動,當時開講時間將至,尹先生先上台講上半部,孫震在辦公室火速改寫下半部,及時趕上;另一次是李國鼎一篇關於對外技術援助的文章,李先生將文中所用的「援助」改為「合作」,以尊重受援國,並特別把孫震叫去辦公室向他說明。

受到長官鼓勵,年輕的孫震努力工作,白天不夠用,晚上繼續熬,感冒生病也從不請假,加上家裡燒的是煤球,久咳不癒變成氣喘,最嚴重時,每天黎明前都會發作,不能呼吸,覺得自己快要死了,天亮了,又悠悠轉來,繼續上班。他曾求診一位名醫,卻被告知「這病終身沒法痊癒」,讓他當場淚下。

其實,那是身體在警告他,他太累了,但他不懂。1962年王作榮替他申請了聯合國獎學金,到泰國曼谷「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接受九個月在職訓練,研習經濟發展與經濟計畫,那裡氣候溫暖,工作壓力較小,學習本身更是讓他快樂,他的不治之症才不藥而癒。

1964年,孫震從美援會改組的經合會(經濟合作暨發展委員會)請辭,回到台大經濟系任講師,重返初心,讀書、教書,他萬萬想不到十年後會再回政府工作。1973年行政院長蔣經國將經合會改組為經設會(經濟設計委員會),作為行政院的經濟幕僚單位,孫震被借調任副主委。1977年經設會又改組為經建會(經濟建設委員會),負責經濟政策的研擬、協調與整合,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參謀本部,孫震留任副主委,並兼發言人,直到1984年出任台大校長。

孫震(左)偕妻、孫,回到山東平度油坊胡同的外婆家,他曾在此度過幸福孤單的童年。此屋現已拆除。(圖/沈珮君提供)

作為一個學院派的經濟學家,參與政府的實際工作,孫震促成並見證了台灣經濟的蛻變。1970年代世界經歷兩次石油危機,物價膨脹,繼之以經濟衰退。經濟學者鑄造了一個專有名詞「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形容「經濟低成長,物價高膨脹」的艱難狀況,全球都陷入此一困境。時任行政院長蔣經國雖未必很懂經濟,但會傾聽,「他只聽你講,自己很少說」,經國先生綜合學者專家的意見,組成台灣史上最強的財經團隊,李國鼎、孫運璿、俞國華都是一時之選,他們畢業於大陸名校,曾受現代西方科技教育,經驗豐富,並有中國儒家「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使命,在迅猛的巿場變化中,完成台灣經濟的全面自由化,並推動十大建設,使台灣基礎建設大為提升,而且孕育了資訊電子,使台灣後來成為世界科技產業的重鎮。在所有發展中國家,台灣最早成為已開發國家,不能不歸功於當年具有開放心胸、國際視野的蔣經國團隊。

「我們當時其實可以走得更大膽一點」,孫震仍有遺憾,「如果決策者對經濟學有更多的理解,對經濟學者有更多的信心,匯率、利率能夠更快速回應市場,當時台灣經濟應會成長更快,也可避免後來股票巿場從一萬兩千點摔到兩千點的泡沫化」。

除了「經濟」之外,他年紀越長越覺得「文化」才是國家可大可久的「根」。

孫校長公職退休後,到元智大學擔任講座教授,除了教「經濟政策」之外,特別開設「企業倫理」的課,並重新闡釋影響他一生的儒學。他自2000年起至少寫了九本著作以儒學、企業倫理為主題,並在新冠疫情期間撰寫出版了《孔子新傳》,除了四書和五經之外,融通、參證春秋三傳、史記、戰國策,簡直是一部以孔子為軸心的春秋史。

孫震解釋儒學最令人一新耳目的是,他以「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和孔子相互闡發,這兩位看似極端相反的大師,在孫震筆下,有時如同一人。

「多為別人著想,少為自己著想,節制私慾,樂施仁善,成就人性的完美。」你以為這是孔子「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的白話版,錯,是亞當史密斯。

「人口很多了,政府如何促進人民福祉?應增加他們財富」,你以為這是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錯,是孔子回覆弟子冉有的問題:「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案是:「富之」。

《四書》是孫校長的床頭書,《國富論》是孫校長研究經濟學的起點,他兩相匯通,讓人看到一般人忽略的亞當史密斯在撰寫《國富論》之前原本是倫理學教授。但是,孔子和亞當史密斯在「幾微之際」仍然有別,這成為他們極大分野。

史密斯第一本名著是《道德情操論》,那是《國富論》基礎,他再三申明人不僅「利己」,也有「利他」之心,經濟發展即是奠基於此——利己的同時即利他,經濟最大價值於此誕生。但是,史密斯的「利他」是結果論,並非是發諸本心。史密斯認為,「我們得到晚餐,並非因為屠宰商、釀酒者和麵包師傅的仁慈,而是因為他們認為對他們有利」,「我從未聽說那些假裝為公益而交易的人做出什麼好事來」。

為他人、為公益,未必是「假裝」,對儒家來說,那是發諸本心的「義」或「道」,而且是任何財富、權勢來源必須先建立的前提。若不合乎道,「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合,「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若利己卻害人或敗德,真正的儒者絕不能做。若以這樣的初衷經商、建廠,會有食安問題、豆腐渣工程、血汗勞工嗎?

除了亞當史密斯,孫校長還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imon Smith Kuznets)及哲學家康德為輔,不僅讓孔子變立體了,也讓儒學更具當代感。這樣的東西方對話,尤可看出資本主義現在嚴重貧富不均的困境,是因完全忽略了他們鼻祖從利己、利他衍生出來「審慎」、「公平」、「仁慈」的美德,而只一味在利己。「審慎」是節制自己私慾,「公平」是不減少他人利益,「仁慈」是增加別人利益。唯有利己、利他並進,這樣的經濟增長才能讓社會共利共富。

西方資本主義已越來越重視「利己」,並因此引發相對剝削感,「占領華爾街運動」只是冰山一角,而儒家則是強調擁有財富之前須先講「義」,兩千多年前的儒學在此和現代問題接軌,並看起來是個解方。

2000年孫震卸下公職,第一次返鄉探母,老母當時已全盲,一個多月後病逝。(圖/沈珮君提供)

孫校長文字理性,乍看迂腐,但「聽其言,觀其行」,參照他的做人處事和政策,會發現他的「仁」學絕非口耳之學,而是「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孟子.盡心上),自然流露,溫婉動人,卻有時被人訕笑。

1992年金馬解除「戰地政務」,早已解嚴的台灣地區自此可謂全面脫離「戰時」。孫震在第二年(1993)接任國防部長,他提出減少「不合理的操練(軍中美其名曰「磨練」)」,主張「讓軍人回家吃晚飯」,讓他們在平時也可享受天倫之樂、看到孩子成長。他認為社會越愛護、敬重軍人,軍人越會自重,更願保家衛國。他並想到軍人退伍之後的就業問題,主張國軍除了是戰鬥體、生活體,更應是一個「教育體」,苦學出身、曾任台大校長的孫震,認為應給予軍人能銜接社會職場的專業教育,甚至讓他們去大學上課、修學分,妥善利用在軍中漫長的時間,讓量體龐大的現代軍人成為社會進步的人力資源。

這位「文人部長」的想法可能過於「文人」,但也正因為他是真正的「文人部長」,才有這樣充滿人文主義、赤子之心的主張。「主張」來不及變成「政策」,他便卸任了。

他說自己是「沒出息的溫情主義者」,我卻以為正是這樣的「沒出息」,使他把人人還原成一個個「人」,每個「人」都是生命,都有人生,都是一個家庭,而不是遠在天邊的客體或阿拉伯數字。

他也喜愛草木鳥獸,在台大校園看到俗稱「大笨鳥」的黑冠麻鷺,會悄悄跟著牠們腳步拍照。他每天自製Line的早安圖,都是自己拍攝的動植物,不只是靜態的,有時是一池搖晃波光的各色錦鯉。他喜歡席慕蓉的詩,有一陣子,他送人家的書不是經濟學,而是席慕蓉的名作《七里香》。他曾在一張印有席慕蓉詩的書籤透明封套裡夾了一朵茉莉花,快四十年了,他仍保有那張書籤,那花已枯成咖啡色,但他依然記得那朵茉莉是在台大舟山路農場撿的,而且是被席慕蓉的那詩觸動:「我將我的哭泣也夾在書頁裡/好像/我們年輕時的那幾朵茉莉」。

他在公職退休後,2000年第一次回山東老家,看望老母。自他少年離家已超過五十年,他的頭髮已全白,而他親愛的母親雙目全盲,看不見這個白頭兒了,一個多月後,老母去世。幸運的是,孫媽媽在1987年曾來台和孫爸爸一起生活了兩年,當時她只有三十七公斤,一目失明,雖然歷經戰爭、恐懼、飢餓,但端莊矜持一如當年那位大家閨秀。

孫爸爸在1990年最後一次返鄉,本想以後即在台灣終老,未料突然腦溢血,埋骨老家。落葉歸根,這是不是也算圓滿了?孫校長卻不無傷感,當年和孫爸爸一起抗日剿匪、同甘共苦的戰友都在台灣,比家人還親,他們最後未能看到彼此,「海天遙隔,夢魂為勞,怎能無憾?」

此憾已不能彌補,而兩岸相隔的也不只是台灣海峽。平度老家對孫校長已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他的老家和南關油坊胡同的外袓母家,都不是他記憶中的樣子,那棵在秋天晚上果落大地聲聲敲夢的棗子,不僅已不見,連院子都蓋上了整排房子,哪有棗子?他念過的崇真小學也已變成菜巿場,「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蘇東坡.後赤壁賦)。

「『故鄉』不是現實存在的地理名稱,而是連結著我們失去的歲月和對親友的記憶,永遠留戀,但也永遠回不去了。」

他在山東出生,只待了十六年,那是「故鄉」;他在台灣超過七十年,流汗流淚,那個當年沒錢剪髮的少年早已一頭白髮,這是「家鄉」。「Home is where my heart is.」孫校長以這句英文及東坡詞「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回答我的「故鄉」叩問。    

(下)

他鄉.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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