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台北有故事

一座城市不能沒有故事——口耳相傳的掌故傳奇，風土人情的記錄演義，騷人墨客的軼聞韻事，因緣而起的浪漫虛構……台北的故事要從何說起？

1898年12月，一代國學大師章太炎（1869-1936）因為戊戌變法失敗，避禍來台，下榻今天萬華廣州街123號，即剝皮寮街區。在台期間，《台灣日日新報》聘他為漢文欄主筆。《台灣日日新報》總社設在台北市衡陽路（後曾為新生戲院）。章具有強烈反滿情緒，對台灣的立場有其曖昧處，嘗謂「鄭氏之得台灣也，與日本同」、「滿洲之盜台灣也，與荷蘭同」。在此時期，章太炎有多篇時文批判清廷及日人治台政策，為日方所不容。1899年，章太炎由基隆轉赴東京，與梁啟超會合，並結識孫中山，之後離日返回上海。

十二年後，1911年（明治44年），梁啟超（1873-1929）來到台北。梁啟超曾在甲午戰後、《馬關條約》議和期間代表廣東士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台，之後成為戊戌變法的關鍵人物之一。變法失敗，梁遠走日本，多年後抵台，自是百感交集。其時台北城牆已經拆除，唯留有城門。梁不勝唏噓，因有〈台北故城〉詩作：「清角吹寒日又昏，井榦烽櫓了無痕。客心冷似秦時月，遙夜還臨景福門。」台北士紳設宴大稻埕四大酒家之一東薈芳酒樓，盛大歡迎梁啟超；梁啟超以詩代言：

劫灰經眼塵塵改，華髮侵顛日日新。

破碎山河誰得料，艱難兄弟自相親。

餘生飲淚嘗新酒，對面長歌哭古人。

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樓風雨記殘春。

1921年（大正10年），三十歲的年輕醫生蔣渭水（1891-1931）移居台北開業。蔣渭水出身宜蘭，因緣際會，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習醫，但他顯然不以習醫、行醫為唯一志業。在校時期，他就因為不滿袁世凱稱帝，與同學翁俊明、杜聰明醞釀以有毒細菌暗殺袁。他創立了台灣文化協會，與林獻堂等共同推行台灣民主運動。他描述創辦文化協會的動機：

台灣人現時有病了。……我診斷的結果，台灣人所患的病，是智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智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治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

同年，蔣渭水發表〈臨床講義——關於名為台灣的病人〉，以擬人方式，敘述台灣所患的諸般病症，以及所需的治療：教育、文化、啟蒙。蔣寫作的初衷當然不在文字而已，但因為有了別出心裁的虛擬敘述，〈臨床講義〉成為有關國族命運的寓言。疾病與醫療，頹敗與批判，壓迫與抗爭；台灣的現代性論述是以身體缺陷的修辭為起點，開出主體建構的慾望。蔣在台北活動多在大稻埕區，如大安醫院、文化協會及民報總批發處等。1931年蔣渭水去世，日後台北市政府將鄰近錦西公園更名為「蔣渭水紀念公園」。

1943年（昭和18年），呂赫若（1914-1951）在台北公會堂（後更名為中山堂）舉行演唱會。呂赫若22歲即在日本《文學評論》發表短篇小說〈牛車〉，一鳴驚人，被譽為才子。呂曾在日學習音樂，並參加東寶劇團，卻始終沒有放棄寫作。同時在這個多才多藝的青年心中，已經慢慢燒著左翼思想的火種。至1947年擱筆止，呂赫若共創作了二十二篇日文小說，四篇中文小說。他曝露殖民時期和光復後台灣的社會病癥，從皇民化運動的醜態到傳統家庭的頹敗，毫不容情。而他對新舊時代之交女性的出路，尤其關切。

呂赫若最後的一篇作品〈冬夜〉作於1947年。這篇小說再度以他拿手的女性角色，側寫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的頹廢現象。〈冬夜〉發表後二十八天，二二八事件在太平町天馬茶房爆發。我們無從知道呂赫若對此一事件的反應；我們所知道的是1949年他曾舉辦過音樂演唱會，不久後神祕失蹤。多年後證實，他1951年逝於台共的鹿窟基地。而「白色恐怖」此時已經在島上蔓延開來。

1957年，林海音（1918-2001）寫下了一則食物與離散的故事──〈蟹殼黃〉。林是苗栗客家人，生於日本大阪，長於北平，在那裡林海音求學、就業、成家。1948年，林與丈夫夏承楹（何凡，1909-2002）回台，定居台北。林海音的雙重背景使她既能自台灣人的眼光看大陸，又能用大陸人的眼光看台灣，因而使她的作品裡透露出少見的世故與包容。〈蟹殼黃〉寫國共戰爭後來台外省人謀生的艱難：「這家鄉館，是算哪個的家鄉呢？……廣東人和山東人做著江南風味的蟹殼黃和小籠包子，戲班出身的京油子卻當了店小二。」林海音嘗著館子裡似是而非的產品，也靜靜觀察三人的你來我往。家鄉館好景不長，一直到羅東來的女工加入，故事才有了柳暗花明的轉折。這樣的故事寫時代的偶然，寫族群的融合，充滿有情觀照。而小說歸結到由食物所連成的因緣，更說明林海音作為女性作家的巧思。

1961年，台大外文系兩位學生白先勇（1937-）、郭松棻（1938-2005）畢業。在學期間，他們都深受流行的現代主義風潮影響，開始創作，但日後走向不同道路：白先勇1960年和同學創辦《現代文學》，是為台灣現代文學里程碑。1963年他離台赴美深造，之後選擇留美定居。但他心心念念的是曾經度過青少年歲月的台北。他寫出一系列人物素描，總名之為《臺北人》（1971）。這些台北人雖然定居於斯，卻難忘他們曾經在大陸的種種經驗，時代的落差，風土的改變，使他們成為生活的零餘者。台北註記了他們的漂泊身分，也見證了歷史的斷裂。白先勇的另一經典《孽子》（1983）以新公園為座標，寫出亞洲第一部同志長篇小說。台北在他的筆下，投射另一種豔異卻又低迷的光影。

與白先勇外省背景相反，郭松棻出身大稻埕世家。他的青年歲月與台北的現代風潮，從文壇、畫會、劇場到電影，息息相關。1967年，郭抵達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專攻比較文學。三年後他投入保衛釣魚台運動，盡心竭力，竟致放棄博士學業。愛國的激情使他不能見容於台灣當局，有許多年他被迫羈留海外，有家難歸。一九八○年代郭松棻重新拾筆創作，寫光復以後台北左翼知識分子的苦悶生活，二二八事件主犯陳儀槍決前的最後一刻，自由主義者殷海光病危的掙扎，取材獨特，敘事冷冽，恰恰與白先勇《臺北人》的風格形成強烈對比。

郭松棻的妻子李渝（1944-2014）也畢業自台大外文系，也負笈加州大學並參與保釣運動；多年之後她同樣從文學重拾與台灣的因緣。1991年李渝出版《溫州街的故事》，娓娓敘述這條街上的人和事，筆鋒極其內斂，深情自在其中。溫州街位於台北南端，文教人士聚集，這裡是白先勇《冬夜》的場景，林文月（1933-）教授〈從溫州街到溫州街〉（1991）也記述曾居於此的鄭騫、臺靜農兩位教授的情誼。李渝《溫州街的故事》之後，楊佳嫻（1978-）〈我的溫州街〉（2006），甚至青年作家陳柏言（1991-）小說集《溫州街上有什麼？》（2020），同樣以這條人文匯萃的街道為場景，透過九個短篇小說繼續延伸溫州街的故事。

台北的世紀末有「老靈魂」出沒。朱天心（1958-）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3）寫出一代台北眷村子弟的往日情懷，以及時不我與的感傷，台北眷村懷舊陡然成為後現代鄉愁——與文化消費品。是在《古都》裡，朱天心將台北地理學發揮到淋漓盡致。《古都》中的女性敘事者赴京都與舊友重逢未果，提早回台卻陰錯陽差被誤為日本觀光客。她將錯就錯，持著殖民時代的地圖逛熟悉的城市。她穿街入巷，行行復行行，腳下台北彷如幽靈城市，疊映過去與現在的痕跡。艋舺還是萬華，本町還是重慶南路，末廣町，壽町，新起町……西門町原來是亂葬崗，二二八聖地如今是黑美人酒家。朱天心喃喃問道，台北這座「古都」為什麼讓多數久居於此的市民都了無以往的記憶呢？朱的敘事者最後走向太平町，行經六館街，陳天來宅，辜顯榮宅，建昌千秋貴德街，波麗路江山樓……來到環河路的水堤外，淡水河上不見「方舟」，卻可能有浮屍。

舒國志（1952-）也是行走台北多年的老靈魂，所見卻何其不同。《台北小吃札記》（2007），《水城台北》（2010），《台北游藝》（2015）寫盡台北庶民穿衣吃飯的日常生活。有朋自遠方來，舒國治不取豪華餐廳，而選擇永樂布市對面的「清粥小菜」，泉州街的「林家乾麵」，還有東豐街「半畝園」的餡餅與綠豆稀飯。他評點永康街「鼎泰豐」本店的蒸籠和甜點，天母的PIZZERIA OGGI的披薩……對他而言，台北的飲食豐簡由人，但越是尋常食肆，越能顯現這座城市的細緻與隨性。台北的記憶永遠鮮活，全靠味蕾觸動。

台北除了人文之外，又有水文地文。謝海盟（1986）的《舒蘭河上》（2017）寫出他的抒情地志學。謝以田野調查方式，步行穿越新舊交疊的台北地景。他找尋「消失的河道與埤塘、遭加蓋掩埋的水圳、已成遺跡的橋墩、待廢的老宅、駐足過的人、被遷移的墓塚、刷上灰影的死亡、來了又走了的貓族、護守地靈的老樹……」「沿著水路徒步踏查，謝海盟以有情之筆捕捉一閃而逝的吉光片羽。銘刻曾經的物、事、人的交會痕跡。他的筆鋒最後召喚河神：「城市河神是最見多識廣的，祂們親眼見證過這座城市三百多年的歷史。」縱使河川改道，水澤壅塞，他期待重新喚起河神的記憶，恢復城市的紋理。

同樣的，吳明益（1972-）以《天橋上的魔術師》重新喚回「中華商場」。1961年台北市為了整頓市容，安置違章戶，興建八棟三層樓的新式商場。以後三十年間，中華商場成為台北最重要的商業地標。上千商家每戶只有兩坪大小，節次鱗比，販賣各種商品吃食。但隨著都市轉型，商場從八○年代開始沒落，終於夷為平地。吳明益幼年隨父母北上，以商場為家，成為成長最難忘的記憶。「中華商場真是個離奇地方，所有的魔幻都在其中！」他以十篇小說鋪陳商場即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逃家的小孩、殉情的愛侶、尋芳的工頭、瘋狂的微縮模型師等，各自演繹自己生命一段魔術時刻，如真如幻，彷彿商場天橋賣藝的魔術師杖下的剪影。

而中華商場前身的前身又是什麼？商場所在位置與清代劉銘傳及其後繼者監造台北府城西城牆大致吻合。1875年台北府建立，二十年之後乙未割台。再五年西城牆連同西門全面拆除，城牆原址西護城河填平改為馬路。這就解釋了何以梁啟超1911年來到台北，舉目所見，不見城墻與西門，因而感嘆不已。滄海桑田，一座城市的故事已經結束，卻也正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