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者言】孟樊／ 二十年的挑戰——《台灣新詩史》的新篇章

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告合著開跑

話得從頭說起。千禧年六月我拿到台大的博士學位，兩個月後我如願進入甫成立的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即現在的佛光大學）文學系，順利應聘專任教職，從任職十幾年也筆耕十多年的媒體界轉換跑道到學術界，開始在大學黌宮執起教鞭。翌年（2001），文學系設立博士班，然後宗翰就進來了，也因此成就了我們一段師生緣。那時系上除了校長龔鵬程坐鎮外，還有馬森、楊松年等幾位大咖老師穩住門面，這也是那時宗翰捨輔仁比較文學研究所而就佛光文學所的主要原因。

宗翰寫詩，更寫得一手好評論，進入博士班專治新詩，自是順理成章之事。我後來在佛光成立現代詩學研究中心，他出力甚多，在2003年年底更共同擘畫於台大校友聯誼社主辦了一場盛大的「兩岸現代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他本人則於研討會上宣讀了論文〈台灣新詩史：一個未完成的計畫〉，宣告我們要共同合寫的《台灣新詩史》正式開跑。

但這合著的構想和計畫到底是怎麼來的？我本來就有寫作詩史的想法，特別是在讀了海峽對岸的學者古繼堂的《台灣新詩發展史》之後；但礙於詩史架構龐大，以一人之力難以剋期完成，曾想和林燿德一起合寫來拚拚看；怎奈燿德英年早逝，計畫因此無疾而終。與宗翰的合作則源於一次的閒聊，我問起他未來博士論文的寫作方向，他說打算研究新詩史，並以寫作一部新詩史為目標。我一聽之下恰好正中下懷，說我也有此意，建議他說不如我們來一起合寫，想不到他欣然同意。可這樣的合作計畫，卻讓他的博論主題非轉彎不可，後來證明，他轉向詩論評的研究，確實讓論文進度耽擱了多年。

自己的詩史自己寫！

如前所述，在我們合寫的計畫誕生前，對岸學界就率先出現一部《台灣新詩發展史》，而稍後出現的包括公仲與汪義生的《台灣新文學史初編》（一九八九），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與林承璜的《台灣文學史》（1991，1993），以及王晉民等人的《台灣當代文學史》（1994），甚至是洪子誠與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1993），也都特闢有台灣新詩史的專章，不說因兩岸的隔閡而造成的訊息舛誤，光是渠等所持史觀以及對於台灣詩人的月旦與詩作的品評，我們就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樣的慨嘆卻也於事無補，因為此間台灣確實欠缺一部由自己人執筆的完整的台灣新詩史或台灣現代詩史。

在台灣詩壇與學界，識者咸信，自己的詩史自己寫！詩史的寫作關乎話語權的競逐，茲事體大，確實不可等閒視之，台灣人更不應缺席。但一部詩史或文學史的寫作，工程浩大，要由一人獨自完成確屬不易，也因此1995年與2001年才有由文訊雜誌社與世新大學英語系分別主辦的「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與「台灣現當代詩史書寫研討會」，企圖合眾人之力，以集體撰述共譜一部詩史。那兩場研討會論文的合輯自然不構成一部新詩史或現代詩史，除了體例不一，各篇論文的撰述者南腔北調，史觀齟齬，終究只是論文的湊合，各自表述。正是出於這樣的體認，我和宗翰才有志一同地認為此事刻不容緩，應該有人努力來完成這部由台灣人自己撰述的新詩史，在2003年藉由那場「兩岸現代詩學研討會」，宣告我們要開筆向台灣新詩史挑戰了。

兩岸陸續出現相關的詩史著作

忽忽數年已過，我們撰史的進度卻呈牛步走狀態：在我這邊，進入學院體制，除了備課教學，更面臨研究和升等的壓力，遂把新詩史的寫作一擱再擱；宗翰那邊，除了投入他繁忙的媒體工作，最初還得先把博論完成，後來轉進學術界，一樣要面臨與我相同的備課與升等壓力，難以兼顧詩史寫作。何況，閱讀入史的詩人作品是詩史寫作的基本功，而那些作品不管之前有無讀過，在下筆之前都須全部重新閱讀，甭說蒐集所有詩人詩集就令人頭痛，就說光是花在讀詩的時間便難以估計，以我自己而言，寫作這部新詩史，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時間都花在閱讀詩作上。

兩人合著，尤其是有關文學史的寫作，前提要件是彼此要有共同的史觀，包括品評詩人及其詩作的理據，絕對不能南轅北轍，而這也是我們可以合作共寫的最重要的基石──一部新詩史總不能寫成兩個半部詩史的合輯吧？也因此在寫作的過程中，光是體例設定以及何人可以入史的篩選，便來來回回討論、調整，前後不下十多次，所幸我們都有相當的共識，罕見出現爭議情形。兩人共識既成，寫作架構與體例乃定，奇數章由我執筆，而偶數章交宗翰完成，分量各負一半，責任也均攤。

春去春又來，忽忽再過數年，我們的寫作更數度停頓，雖然進度已至半途。就在這期間，料想不到兩岸竟陸續出現相關的詩史著述，包括：張雙英的《二十世紀台灣新詩史》（2006）、古遠清的《台灣當代新詩史》（2008）、章亞昕的《二十世紀台灣詩歌史》（2010）以及鄭慧如的《台灣現代詩史》（2019）等，而當中張和鄭二書，無庸贅言，更是出自台灣學者之手，誠如李瑞騰戲言，當初我們大張旗鼓宣稱要為台灣交出一部自己人撰寫的新詩史，敲鑼打鼓，唯恐兩岸詩壇不知，迄今卻一直難產，最後則讓人後發先至，終不免慚愧。

痛定思痛──這是晚出的鄭書所給出的正面回應。我們互為惕勵自勉，同感新詩史的寫作勢必加快腳步；尤其再數年我將自學校退休，時不我予，期勉在卸下教職前能將這多年未償之願戮力完成，也算給自己交代。

撰史者各持不同史觀，可謂皆有其一偏之見，我們撰寫的這部《台灣新詩史》自然也不例外。本書從寫作架構、分期擘畫、體例編排，即可看出與現有之新詩史或現代詩史著述顯有差異——所持之寫作立場可從導論見之。我的老東家聯經出版公司願意在鄭書之後再添一部新詩史，支持「孟／楊版」的一偏之見，萬般感激。隨著歷史向前滾動，一代新人換舊人，本書未來或有再版修訂的可能，畢竟這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無可迴避之事，我們的寫作也得跟著時間滾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