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月刊】漫談臺灣歷史戰役中的牛

文∣蔡承豪（任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

圖∣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回溯歷史，牛是與臺灣人民相當親近的夥伴。但溫馴的牛，其實在戰場上亦時有效用，如戰國時期齊將田單的「火牛陣」，便讓千古傳頌不已。而在臺灣，牛或牛的象徵其實，也曾在眾多事變內佔有一席之地。

做為臺灣象徵之一的牛，其實是一個外來的伙伴，黃牛約在一六三〇年代，主要自澎湖被有計畫性地引進島內。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並委託給各地的牧師、漢人領袖來經營，採放牧畜養、增殖，再透過設欄擒拿馴養及閹割等手法，使力氣較大的公牛得用於農耕。故不僅是漢人，到了十七世紀中下旬，平埔族的若干部落亦以牛犁耕。當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領軍來臺後，鄭軍也把這些牛隻當作戰利品，運用於耕作甚至於食用。且牛隻的繁衍並不因外政權更替而中斷，至清代，「臺灣多野牛，千百為群」、「深山中多野牛，教而馴習，可用以耕田、駕車」等紀錄不斷。黃牛搭配陸續再渡海引進的水牛，成為臺灣的主要勞動力。

對清代來臺灣官員而言，牛隻並是輔助其腳踏實地登上陸地履新的重要幫手。因為臺灣西岸主要為沙岸，府城外海的臺江內海更屬淺岸，橫洋大船抵達近海後，需換小船接駁。近岸時如果不想雙腳泥濘、鞋襪全濕的話，就必須再仰賴車輪直徑達五、六尺的板輪牛車來接力。

牛既是重要的開墾及加工幫手，有時就成為有心人士引發事故的導火線，如臺灣三大民變之一的朱一貴事件便與強徵牛稅有關。朱一貴率眾而起後，在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底於府城大東門外的「春牛埔」擊潰清軍，入城稱王。部眾在逐一論功行賞受封後，「或戴幞頭，衣小袖，紗帽金冠，被甲騎牛」，穿著華服卻是騎牛四處炫耀，形成了府城奇景。

但朱一貴的成功並未能維持太久，清軍隨即於六月登陸鹿耳門，朱一貴雖下令以「植木盾於牛車，聯成陣勢；繪青旗以黑蟒，夸詡精鋒」之法迎敵決戰，但無法抵擋清軍攻勢，逃離府城後被擒，並綁綑於牛車上送至清軍處，結束短暫的「鴨母王傳奇」。

雖朱一貴事件最終無成，但臺灣以牛及牛車做為作戰工具的舉措卻不會中斷。如同為三大民變之一的林爽文事件，除了官兵駐守春牛埔外，雙方亦是盡力使用臺灣牛資源。清軍運送武器、物資來臺後，便派遣牛隻挽運支援。而在地的林軍在缺乏其他大型獸力的情況下，更是善用牛隻來運輸與作戰，並利用堅韌的牛皮作為牛皮牌（盾牌）。林的軍師尚設計出一款攻城車，車身約有八尺高，八尺寬，一丈二尺長，四面俱用竹子編紮；車前為兩個小車輪，後面則是一個大車輪，用兩個牛拉著，車中間則是空著，打仗的人跟著車後頭走。但這種簡陋的牛戰車很快便被砲火摧毀，拉車牛隻應該也成為無妄的炮下冤魂。

此外，困守在諸羅城（今嘉義市）的臺灣鎮總兵柴大紀描述一次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一月林軍進攻的情況為：「賊以棉被透濕，遮牛車上，向前當我槍炮，長槍、半截刀在後，牌槍鉛子不能入，施放大炮，始能打透，牛車不能抵當。」林軍運用濕棉被放於牛車上，果然擋住了子彈，但對於威力強大的火炮，這樣簡易的防禦工具就無效了。

同年十月，林軍再以「大板木車中藏鎗礮，每車運以四牛」攻城，不過仍是鎩羽而歸，不少林軍牛皮牌並被棄落。後隨清廷派遣大軍於十一月渡海登陸後，抗清部眾基本上已難以抗衡，甚至在近十一月底時，連林爽文的根據地—大里杙（今臺中市大里區）都被攻破，八百餘隻牛變成清軍的戰利品，幾也宣告事件落幕的趨勢。

但運用牛來對抗官軍仍持續不輟，如道光十二年（1833）的張丙事件，抗官部眾再度利用牛車作為工具。除利用牛車載運大炮，民變軍攻擊官軍據點—斗六門汛時，守方初以土圍並聯發鎗砲轟擊拒敵有成，但抗清部眾「用牛車二十餘輛，內裝青草，外用泥漿，填塞濠溝」後，守軍「施放砲子，不能穿透」，官營終被攻破。這可算是少數牛車戰略成功的一役，只不過張丙卻仍於十二月遭到生擒。

而晚清開港通商後，有些來臺遊歷的外國人則碰上了被氣勢凶猛的臺灣水牛群追逐的驚險遭遇，可說另類體驗了戰場上面對狂牛的臨場感。

從外來物種轉變成為臺灣人親近的牛夥伴，雖無法言語，仍默默地見證了各式各樣的臺灣歷史。

本文摘錄自《故宮文物月刊》 456期3月號，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閱讀」頻道，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