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回憶錄寫中國史 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上週辭世的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曾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被公認是胡適之後華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余英時年輕時認為「只有中國本土才能安身立命」，六四事件之後堅持反共，終生不再踏入大陸一步。他曾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告訴記者，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余英時一九三○年生於天津，祖籍安徽潛山。肄業於燕京大學、是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赴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曾師承大師錢穆與楊聯陞。余英時以「歷史與思想」一書奠定史學大師地位，曾被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名校延聘為教授，在美國史學界聲望甚隆，獲得「克魯格獎」之後更是登上學術頂峰。 他在一九七四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二○○一年六月自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榮退。

余英時的著作「歷史與思想」，被視為台灣最暢銷學術著作。八○年代他寫的「士與中國文化」，對剛打開改革大門的中國大陸影響深遠。

余英時也是少數對當代政治有高度興趣的史學家。一九八○年起，他在台灣發表多篇政論文章；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他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余英時在美國學界籌款四萬美金，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公開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之後大批知識份子與學運領袖逃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中國學社」安頓身心，余英時是幕後推手。

余英時在大陸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他因反共、堅持平反六四名列中共黑名單，書籍不能在書店上架，卻在知識界享有極高聲望。余英時在大陸黑市出現的書往往以天價賣出，對年輕人也深具影響力。

三年前余英時出版費時十二年完成的「余英時回憶錄」，也是他最後一本著作。回憶錄記述他個人在大時代的學思歷程，但僅記述至赴美留學的人生上半場。余英時曾向允晨發行人廖志峰表示，準備寫下一冊。因為他認為「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一個時代的回憶之作愈多，後人愈能掌握歷史動向」。余英時想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以自己的波瀾壯闊的一生，為這個「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時期」做註解，可惜來不及完成。

余英時多年堅持反共、平反六四，並立志不再踏入大陸一步。 他在書中以一章「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剖析自己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 童年時期，余英時家鄉安徽潛山發生「新四軍」(共軍)屠殺三百鄉民的「二一五事件」。十四歲時，余英時又親眼目睹族兄遭新四軍殺害的屍體，在心中埋下恐懼的陰影。

「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余英時十八歲時來到北京，開始接觸共產主義，卻發現跟他嚮往的「自由」價值有所牴觸、無法接受。

在北京時，余英時閱讀儲安平創辦的「觀察」周刊，在心靈深處接受了五四運動帶來的現代價值：民主、自由、寬容、平等與人權。他相信中國既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大國，其中必有合情、合理與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經過調整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種極端的觀點，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只有專制、不平等、壓迫等負面東西。」

一九四九年兩岸分裂，余英時插班考上燕京大學，在同儕的壓力之下，一度同意申請加入共產青年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那時余英時的父親已到香港，他趁寒假時赴港探望。余英時回憶，當時他只想和父母短暫重聚，然後回燕京讀書。但在通過深圳羅湖橋進入香港時，「突然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

重聚後，父親希望他留在香港就讀史學大師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但余英時「一心一意以為只有中國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一個意外改變他的命運。

余英時搭上返回北京的火車，火車入境廣州沒多久，在一個叫石龍的小站故障。就在等火車的這幾個小時，余英時突然改變心意，決定返回香港。他成為新亞書院第一位畢業生，人生也從此轉向。

「我從十九歲（一九四九年）便開始自我放逐，中間過了廿多年的無國籍的生活。」余英時透露，自己在拿到美國公民身分前，足足有廿年是「無國籍之人」，從未申請兩岸國籍。他們這群被稱為「中國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堅持中國必須走向自由與民主，「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

赴美念書前，余英時在香港居住了五年。他在這段期間，先後參與「自由陣線」、「中國學生周報」等第三勢力刊物的編輯工作。他指出，當時在香港的流亡知識分子有上萬人，而英國對當時的香港採取徹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享有言論、結社與出版的自由。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經驗，「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

一九七八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卻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六四之後，他更決意不再踏足中國。

「我對歷史研究產生興趣時，中國正陷於一種反傳統的模式中，中國的整個過去都被負面地看待…我也陷於一種完全的迷失中。」余英時當年在領取「克魯格獎」的致詞演講中這麼說。當他以首位華裔學者、中文創作者的身份，獲得這座「人文諾貝爾獎」。他認為，這個獎不是表彰他、而是西方「對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思想史的敬意」。

做為一個歷史學家，余英時卻擁有遠超出學術象牙塔之外的影響力。有人請他自剖作品的魅力所在，他說：「因為我說了人們不敢說的話」；「我不說神話，也不說鬼話，我只說最普通的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