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版暗流／電子書的未來發展，與大眾的數位素養息息相關

倘若將2010年，當時的行政院新聞局首度補助數位內容發展視為台灣出版業數位浪潮的起點，這場「千古未有之變局」已然走過十五年光陰；然而對出版業界而言，那顯然並不足夠，轉型之路前程迢迢，遠未抵達終點。

部分業內人士口中充滿潛力的市場，看在另一批人眼裡卻是糖衣毒藥。認知層面的偏差、實踐層面的遲緩，致使台灣出版業如今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獨立出版聯盟理事長陳夏民屬於樂觀派，在電子書於台灣尚未廣泛應用之前，他便主動邀電子書平台開辦講座，指導公協會成員製作電子書。

「從聯盟的角度，我們期待電子書能夠成為中小型出版社的積極選項，以減輕發行成本及庫存壓力。」

在這層意義上，電子書「解放」了中小型出版社。陳夏民指出，相較於大型出版社，體量較小的出版社較少受到與版權方的合約束縛，在紙本印刷量、電子書上架時間等判斷上，保留一定自主性，因此能夠放膽嘗試數位化及多元行銷策略。

長期投身出版與數位內容領域，台灣電子書協會理事長蔡競賢亦持相似見解，相信在紙本書銷售日漸下滑的年代，電子書能為出版產業注入活水。他觀察到年輕讀者偏愛電子閱讀器具備的時尚感，進而擁抱數位閱讀；而閱讀器可調整字體的功能，亦能吸引到年長的讀者。

蔡競賢認為那些原本拒書本於千里之外的年輕人，即將成為拓展閱讀市場的動能，「他們愛的不只是閱讀器的便利性，還因為它被視為『酷』的象徵，就像追捧當紅的科技產品一樣。」蔡競賢推估，乘著近期新款閱讀器帶動的熱潮，個別出版社有望將電子書收入占比從10%至15%推升至20%甚至25%。理想狀況是，整體閱讀人口確實因閱讀器的流行而成長，而非挖東牆補西牆，變相造成紙本書市場萎縮。

台北市出版公會理事長趙政岷直言，台灣出版業的困境不在資金，而是市場需求不足。僅僅2300萬人口的國內市場已難以支撐盈虧平衡，陸港澳新馬等海外市場又因當地的審查制度、閱讀習慣的殊異而受限。短影音的興起，進一步掠奪人們所剩不多的時間，結果便是整體產業生態岌岌可危。

為求生存，趙政岷敦促出版業者擁抱創新，例如通過不同媒介發布內容，或者對作家進行品牌化經營。他以韓國政府大力支持，席捲全球的「韓流」為例，認為台灣坐擁多元文化與自由環境，理當具備同樣潛力；遺憾的是台灣出版業以中小型出版社為主，國內最大的出版集團市占率亦不到10%，無人能發揮主導性力量。他建議文化部與文策院應適時補位，投資數位平台，將文化內容投放到全球市場。「光做到商業模式的改變並不夠，」趙政岷表示，「我們應該將數位轉型視為文化輸出的契機。」

揆諸現實，面對讀者不斷流失的壓力，以上理想絕非易事，卻也不是毫無施力點可循。然而，過時的法律、社會對數位內容的觀感，亦處處限制著該項技術的潛力。

歷史因素加深的誤解與對立

陳夏民認為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對電子書誤解，當中包含歷史因素：電子書當初被引入台灣，其定位是紙本書的替代品——這樣的認知偏差衍生出種種怪現象，業者怪罪電子書搶走紙本銷量，消費者以為購買電子書即擁有完整所有權，書檔是可以自由處分的私人財產。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一小部分不肖人士破解DRM（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數位版權管理）保護，並且隨意散佈檔案時，出版業者自然也歸咎於電子書易於複製的數位特性，並且視開放下載功能的電子書平台為盜版濫觴。

電子書是管理麻煩的副產品——此一偏見在2024年底長鴻出版社因要求電書平台限制下載功能引發的爭議中顯露無遺。儘管長鴻出版社聽取建言迅速修改政策，出版界對讀者的激烈回應卻是難以共情，反質疑對「擁有」的執著純屬無理取鬧。

對於讀者的怒火，蔡競賢並不覺得意外。他指出，專營漫畫出版的長鴻出版社，其讀者多為年輕族群，「青少年平時零用錢有限，花錢必須精打細算，在盜版免費誘惑下仍願意付費支持正版已是難能可貴，出版社卻無預警地調整其販售規範，讓不少人覺得遭到背叛，甚至被身邊習慣使用盜版的同儕嘲笑當冤大頭。」

蔡競賢認為，出版社應理解人們的需求與感受，而非僅僅要求平台禁止下載功能。「我們該做的是讓正版消費更有價值。讓讀者的購買行為除了支持內容創作，還有其他因素讓他們覺得物有所值。」他呼籲出版社應把握年輕讀者的閱讀習慣，令電子書成為吸引新讀者的入口。

相較蔡競賢相對中性的立場，陳夏民則坦言下載功能的存在確實進一步讓問題複雜化；但他也強調，如果台灣出版業的異議無法改變國際電子書平台的政策，那麼縱使業者發表聯合聲明抵制，也只會陷國內平台於策略兩難，後者勢必要面對使用者流失，而市面上盜版橫行依舊的窘境。「只能持續在讀者間推廣正確觀念，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他建議出版業應借助社群影響力，重建讀者對電子書使用權的認知。

蔡競賢也同樣強調公眾教育的重要性——分享盜版檔案並不等同於傳閱雜誌，只是無傷大雅的小過。他回憶過去曾有一段時期，在個人電腦安裝未經授權的軟體蔚為風行，如今卻鮮少有人敢公開承認使用盜版，這正是因為公眾對盜版軟體採取了不友善的態度。

「但目前在電子書的部分，我們並沒有看到相似的社會壓力形成。」這一現象暴露了民眾相對薄弱的版權意識，必須有系統性的教育來矯正，「如果能讓分享盜版書被視為一種很『Low』的行為，就能減少隨意散布盜版的現象。政府可以透過高調的執法行動和媒體報導，強化民眾對盜版法律風險的認知。」

「在台灣，數位內容免付費被認為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在趙政岷眼中，盜版問題不啻為文化挑戰——在部分案例中，當事人甚至是基於「善意」採取侵權行為。過去，曾有位知名教授的著作遭到盜版，然而當出版社查獲非法書檔時，卻發現內容既已重新編排，閱讀體驗更勝正版，「但這依然是傷害作者的行為。購買盜版，就是在打擊作者的生計。」他期待通過培養尊重知識產權的文化價值觀，在出版產業中也打造出粉絲經濟：支持正版書籍，就是支持偶像，「如果粉絲願意真金白銀支持藝人，他們也有機會以相同的力道支持作家。」

趙政岷也點出台灣出版業的系統性困境，那便是業者長期僅專注內容的經營而忽視技術，更缺乏法律專業知識應對盜版侵權行為，尤其當盜版途徑來自海外，出版社更顯鞭長莫及。「我們陷入了司法管轄的真空。」

過去國內業者曾攜手合作，向電商平台蝦皮施壓，促使該平台改進其盜版處理流程，從權利人須針對上架商品逐項舉證通報，改為一經證實賣家上架盜版產品，立即對該商場作停權處分。然而趙政岷也坦言，要根本解決盜版問題，仍需仰賴跨國合作及技術手段，例如政府可透過封鎖盜版網站或降低其流量來遏制侵權行為。

讀者自律的前提，是充分的執法力道及教育

「讀者必須認識到消費電子書是購買個人專屬的服務。」陳夏民認為這是當代讀者都具備的素養，只是人們徇私僥倖的心理，合理化了上傳版權檔案的行為。「盜版問題其實也反映出台灣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的掙扎。法律可以約束行為，但自律須要有執法及教育展示對錯。」

為此，他主張將電子書盜版行為納入詐欺罪規範，轉為公訴罪，以填補現行著作權法採告訴乃論之罪處理的漏洞。一方面，這是鑒於實質經濟損失難以判斷，二方面電子書盜版實際上也造成商譽侵蝕。數位原生世代或許能一眼辨識正版與否，但年紀較長的讀者由於不熟悉數位生態，可能誤會盜版資源為合法服務，事後卻發現無法享有售後服務，造成消費者權益受損。

相較出版社須自行承擔蒐證及訴訟成本的現況，詐欺罪可賦予檢警主動調查權，大幅減輕產業負擔。陳夏民強調，此舉不僅強化執法效率，還能透過公開查緝與媒體報導，對有心人士起到警示作用。

此外，制度與新技術脫節的尷尬現況也必須得到解決。實情是，著作權法已難以應對數位時代的倫理挑戰，二十世紀初期的立法者無法料見日後科技發展的種種狀況，導致罰則模糊，執法乏力。「法律是行為約束的基礎，」陳夏民說，「如果這條路沒有鋪好，台灣就難以跟上數位革命的腳步，更別提人工智慧可能帶來的挑戰。」

蔡競賢也同意現行法律框架對數位內容的保護明顯落後於時代。「過去我參與文化部會議時，曾多次強調需要修法，讓檢警單位能像過去取締軟體盜版時那樣主動調查。千禧年初期，因為有美國對台灣施壓，促使政府積極打擊軟體盜版，最後成功改變了社會風氣——如果對待電子書盜版能有同樣力道，我相信情況會大為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