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心理健康崩潰，該如何救回沉迷手機及社群的孩子？

在《失控的焦慮世代》書中，社會心理學家海德特探討以玩耍為主的童年逐漸沒落、以手機為主的童年抬頭的趨勢，歸納出智慧型手機、社群媒體和大型科技，成為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崩潰的主因。（編按）

文／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

洶湧的痛苦

我與青少年的父母交談時，話題往往會轉向智慧型手機、社群媒體和電玩。家長描述的情況不脫幾種模式，其中一種是「衝突不斷」：父母試圖訂立規則並努力執行，但電子設備實在太多；孩子有各種理由跟父母吵，力爭放寬限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孩子有太多規避限制的方法。結果，家人之間一天到晚為此爭執不休。維持家庭儀式和家人之間基本的互動愈來愈困難，感覺就像在抵禦不斷上漲的大浪，這股大浪不僅吞噬父母，也吞噬孩子。

和我交談過的家長，大多數人的故事並不是什麼已確診的精神疾病。相反地，他們有一種潛在的不安，擔心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正在發生，擔心孩子因為上網時間愈來愈長而錯過了什麼──實際上，幾乎是錯過了一切。

但有時候，家長告訴我的故事黑暗得多──他們覺得失去了孩子。波士頓的一名母親告訴我，她和丈夫為了讓十四歲的女兒艾蜜莉遠離社群平台Instagram，做了諸多努力。他們目睹IG對她的傷害。為了限制她使用IG，他們試了各種保護程式，試圖監控並限制她使用手機上的應用程式。結果家庭生活淪為不斷的衝突與抗爭，艾蜜莉最後找到繞過限制的方法。她進入母親的手機，關閉手機裡的監控程式，並威脅父母，若重新開啟程式，她就自殺。這個實例讓人不安又心痛。她的母親告訴我：

感覺唯一能讓她擺脫社群媒體和智慧型手機的方法就是搬到荒島上。她每年夏天都會去參加為期六週的夏令營，那裡規定不准使用手機──其實是禁用任何電子設備。每次我們從夏令營接她回家，她都是正常的樣子。一旦她又開始使用手機，就會恢復到之前焦躁、憂鬱的狀態。去年我沒收她的手機兩個月，另外給了她翻蓋手機，結果她又恢復正常的樣子。

這類故事如果是發生在男孩身上，通常涉及的是電玩（有時是色情內容），而非社群媒體，尤其當男孩從玩票的休閒玩家（casual gamer）過渡到重度玩家（heavy gamer）時。

我認識一位木工，他告訴我，他的兒子詹姆斯現年十四歲，患有輕度自閉症。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詹姆斯的學業成績與柔道表現進步顯著。但學校停課後（當時詹姆斯十一歲），他和妻子買了一台遊戲機PlayStation 給他，因為必須「讓他在家裡有點事做」。起初，這台遊戲機改善了詹姆斯的生活──他非常喜歡遊戲和社交。可是當他開始長時間迷上電玩《堡壘之夜》（Fortnite，又譯《要塞英雄》），他的行為開始出現變化。

「就在那時，沮喪、憤怒和懶惰一併爆發。就在那時，他開始對我們發脾氣。」這位父親告訴我。為了因應詹姆斯突然改變的行為，他和妻子沒收他所有的電子產品。結果詹姆斯出現了戒斷症狀（withdrawal symptoms），包括易怒和攻擊性，他拒絕走出自己的房間。雖然他的症狀在幾天後有所改善，他的父母依然覺得進退兩難，表示：「我們試著限制他打電玩，但他除了線上交流互動的網友，並沒有其他朋友，所以我們能限制他多少呢？」

無論故事的模式或嚴重性如何，家長共同的感受是他們被困住了，覺得無能為力。大多數家長都不希望孩子過著以手機為主的童年，但不知怎地，這個世界已然改變，任何父母若想抗拒或對抗它，將讓孩子陷入社交孤立的處境。

接下來我將拿出一些數據，證明有大事在發生，並且早在二○一○年代初，某個影響深遠的現象就已經發生，導致年輕人的生活發生變化，心理健康急遽惡化。但在深入研究這些數據之前，我想先與大家分享一些家長的心聲，他們覺得自己的孩子不知怎麼被網路世界捲走，而他們現在正努力救回孩子。

浪潮開始

二○○○年代，幾乎沒有跡象顯示，青少年精神疾病危機即將到來。然而，二○一○年代初，情況突然發生變化。每個精神病患的病因都不只一個；總是牽涉到複雜的背景脈絡，涵蓋基因、童年經歷、社會因素等。我的焦點是，為什麼在二○一○年至二○一五年期間，許多國家的Z世代（以及一些晚生的千禧〔Y〕世代）精神病發病率都在上升？而老一輩的嬰兒潮世代或X世代受到的影響卻小得多？為什麼青少年出現焦慮和憂鬱的比例在全球同步走高？

葛瑞格和我在二○一八年初完成了《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但當時的數據只到二○一六年，所以我在本書做了更新，添加之後發生的最新情況。在美國政府每年所做的一項調查中，青少年會被問到一系列關於吸毒的問題，以及一些心理健康的問題。比如，你是否經歷過長時間的「悲傷、空虛或消沉」？是否長時間「對你原先喜歡的大多數事物失去興趣或感到厭煩」？在九個關於重度憂鬱症狀的問題中，若有「五個」以上的答覆為「是」，這些人會被歸類為極有可能在過去一年經歷「重度憂鬱症發作」。

從二○一二年左右開始，重度憂鬱症發病率突然大幅上升。根據絕對值（二○一○年以來新增的病例數），女孩的增幅遠大於男孩，這可從明顯上升的統計曲線得到印證。不過，男孩的起始值比女孩低，因此根據相對值（自二○一○年以來的百分比變化，我會一直使用二○一○年為基線），男女孩重鬱症發病率的增幅相近──大約都是一五○％。換句話說，國高中青少年憂鬱症的比率大約增加了兩倍半。這種增幅發生在所有種族和社會階層。二○二○年的一部分數據是在新冠疫情封城前後收集的，在那個時間點，美國每四個國高中女孩就有一個，在過去一年經歷一次重鬱症發 作。二○二一年的情況更糟；二○二○年之後，曲線更是陡峭上升。但絕大多數的上升情況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就已發生。

激增的本質

二○一○年代初的青少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需要「搞清楚誰從什麼時候開始受到了什麼傷害」。準確地回答這些問題，對於理解激增的原因並找出扭轉激增的潛在方法極為重要。這正是我和團隊所要做的。

深入分析更多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數據後，我們找到揭開這個謎團的重要線索。第一條線索是，上升的病例幾乎都與焦慮症和憂鬱症相關，而這兩種心理失調被歸類為內化型障礙（internalizing disorders）。內化型障礙的患者會感到強烈的沮喪與消沉，並將心理失調的症狀內化。這些患者感到焦慮、恐懼、悲傷和絕望，反覆陷入負面思考、無法自拔，且往往退出人際關係與社交活動。

反之，外化型障礙是當個體感到沮喪與消沉時，將症狀與反應外化，針對的是他人而非自己。這些情況包括行為障礙（CD）、不易管理憤怒情緒、暴力傾向，或是做出高危險行為。在各個年齡層、文化、國家，女孩和成年女性出現內化型障礙的比例向來較高，男孩和成年男性則多半出現外化型障礙。儘管如此，這兩種障礙都會找上男女，而且自二○一○年代初以來，兩性罹患內化型障礙的病例都上升了，但外化型障礙的發生率相對變少。

內化型障礙的發病率大幅上升，受訪者是自稱找過專業人士、接受過各種診斷的大學生。數據來自各大學所做的標準化問卷調查，再由美國大學健康協會（American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彙整。憂鬱症和焦慮症的統計曲線圖一開始就遠高於其他心理疾病，在相對值和絕對值上也都高於其他心理疾病。在二○一○年代，罹患心理疾病的大學生持續增加，幾乎都是因為焦慮症／憂鬱症病例增加之故。

第二個線索是，病例激增主要集中在Z世代，也有一些年齡較小的千禧（Y）世代瓜分了一些病例。圖1.3顯示四個世代的受訪者自評在過去一個月，「大部分時間」或「所有時間」感到緊張的百分比。在二○一二年之前，四個世代都沒有出現明顯變化的趨勢，但二○一二年之後，最年輕的Z世代（該世代在二○一四年開始進入調查所涵蓋的年齡範圍）感到緊張的比例開始急遽上升。下一個年齡組（主要是千禧世代）也上升，但幅度不大。最年長的兩個年齡組則相對穩定：X世代（一九六五至一九八○年出生）略有上升，嬰兒潮世代（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四年出生）則略為下降。

●本文摘選自網路與書出版／大塊文化出版之《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