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頭巾之死」 持續延燒！回望被視為宗教狂熱溫床的伊朗歷史秘辛

文／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持續實驗與奮鬥的伊朗政府及其異議分子

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的巴勒維（Pahlavi）政府遭革命勢力推翻，沒多久後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成立。迄今這四十多年來，伊朗在國際輿論之間多是負面的形象，例如保守封閉、宗教狂熱、恐怖主義的溫床、違反核子協議規範等等。然而，一國改朝換代在歷史中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而新政權建立後所呈現的肅殺氣氛也不是伊朗獨有，但何以伊朗在革命後的情況特別受到國際間的關注？原因在於伊朗革命之後這四十多年來，都是持反對美國的立場，所以成為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批判與譴責的對象。不過，我們不應只從美國掌握的主流價值觀來看待伊朗。

本書《伊朗的靈魂》（Children of Paradise）呈現了伊朗這四十年來國內政治的情況，特別是異議分子在伊朗遭到政府打壓的故事。本書作者席科爾在序言提到的一段，筆者看了相當有感觸。她說：

伊朗不是個快樂的地方，卻值得我們致上最高的尊重― 這個國家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與列強爭鬥，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政府形式實驗，而且為了讓這場實驗持續下去而不斷提出質疑，最後對異議分子的生活構成了威脅。

確實這國家經歷過很長一段不快樂的階段，即使現在也不算快樂，長久以來與外國強權對抗之下，也影響國內的政治氛圍，在眾人對於時局有不同立場的討論中，免不了有些人就成了所謂異議分子，在對抗政府的過程中犧牲了。

回溯伊朗近代歷史，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在西亞地區的勢力競爭，對當時伊朗的卡加王朝（Qajar Dynasty）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若對近代中國外交史有所瞭解的話，應也能夠理解伊朗所面臨的命運，要致力周旋在列強之間，尋求讓彼此利益平衡的解決方案。

進入二十世紀，歐美強權在石油利益、冷戰（Cold War）優勢之爭奪，仍然沒有減少對伊朗的壓力。一九五○年代初期伊朗試圖取得石油利益主導權，首相穆沙迪克（Mohammad Mosaddeq）推動石油國有化政策時，遭到想要控制伊朗石油的英國與美國推翻，隨後美國在伊朗握有最多的政治與石油利益。在這麼長時段的過程之中，有些伊朗人選擇與強權為伍，以便獲取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的利益，也有人走上誓死與強權對抗之路，當然也有人如牆頭草，也有人覺得無所謂。

一九七七年底之後，伊朗的反政府勢力興起，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巴勒維國王突然離開伊朗。宗教人士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雖不是革命領袖，而且他因一九六○年代曾反抗過巴勒維的政策而遭到驅逐出境，但已透過在國際媒體發言而成為反政府的指標人物。二月臨時政府成立，革命人士巴札爾甘（Mehdi Bazargan）擔任首相，可是似乎何梅尼已經運用了自己的號召力，形成了「平行政府」（Parallel government），不斷自行發起行動打擊任何與巴勒維政府有關係的人物與團體。

何梅尼正好是那類想要誓死與強權對抗的人，他並非排斥外來思想與文化，而是著重在反對外來的壓迫。在他與巴勒維對抗的年代，正是美國在經濟與軍事方面對伊朗最有影響力的時刻，反巴勒維也就與反美劃上等號。何梅尼個人的反美情緒，在一九七九年之後煽動了部分伊朗人的反美行動。革命本身與反美並無直接關係，但革命之後卻因為何梅尼的領導，而讓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走上反美之路，也釀出了美國大使館被包圍、突破，外籍外交人員遭到挾持的事件。巴札爾甘的臨時政府當下解散，代表已無法控制何梅尼所造成的局勢了。

何梅尼及其支持陣營往後便把持著「反美」的話語權，只要任何人有可能對外接觸，就會受到政府的「關愛」。雖然在這時代有很多伊朗人覺得，伊朗的氣氛已經比較沒有三十年前那麼肅殺了，但仍然會有些人如本書中提到的，被政府監視、盤查、拷問，甚至羅織通敵罪名，有人寧死不屈，有人想辦法逃離，也有人不得不認罪，也有很多人「被消失」。

當然上述伊朗人的不堪遭遇，都是相當痛苦的，也都該獲得同情。但筆者的想法是，這不盡然是一九七九年革命以來伊朗政府的問題，而是伊朗政府仍在與強權對抗的產物。控制國家輿論一事，本來就是每個政府都會做的事情，無論是所謂專制或者民主國家，政府總是扮演著「老大哥」（Big Brother）監控著一切。多數人可能認為美國是最注重輿論自由的國家，但一九五○年代在封鎖蘇俄的時候，國內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也是監控著是否有人與共產勢力來往。到了我們這時代，情況並沒有太大差異，要不然就不會有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國政府監視工程的事件了。在美國，肯定也有不少人被政府監視、盤查、拷問，甚至羅織通敵罪名。

一九七九年以來的伊朗政府，因反美立場而遭到美國的封鎖、制裁、譴責，伊朗政府對此肯定需要有所回應，也有必要防範美國及其陣營可能的滲透，以期能夠穩定自己。每個國家總是會有所謂異議分子，不認為要跟政府持一樣的立場，這樣其實沒有錯。只是當伊朗政府仍在思索如何穩定自己的時候，自然有需要壓制不同的聲音，進一步視他們為企圖結合外來邪惡強權的鼠輩。於是，一九八九年何梅尼去世，但伊朗對抗外來壓迫的奮鬥尚未結束，接任領導人位置的哈梅內意（Ali Khamene’i）仍維持既定的路線，即使經歷過拉夫桑賈尼（Ali 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三任總統，有些輿論在伊朗仍是很敏感的。

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社會，最支持伊朗的異議分子，因為可藉由宣傳他們的意見、聲援他們的行動，來打擊伊朗政府的形象。像是伊朗導演帕納希（Jafar Panahi），他拍的電影遭到伊朗政府禁播，可能就是他影射國家的問題，獲得了政府的「關愛」。但在歐洲獲獎也不代表帕納希拍得多好，而是頒獎單位可藉此讓國際知道伊朗是如何邪惡。如本書提到的，「當前的不安乃是西方陰謀長期計畫下的結果」，這可能都是部分伊朗人的心聲。換位思考，若我們是政府領導人，在一切情勢都不穩定的情況下，台下有一票人對施政提出不同的看法就算了，他們竟到外面告洋狀，儘管我們知道這只是意見表達而已，但真能高尚地容忍他們的聲音存在？

其實大家都是為了讓國家更好，在既有的基礎上共同努力。如本書〈後記〉所說，這些異議分子「當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試圖推翻伊斯蘭共和國」。但問題在於，伊朗至今還受到外來勢力的影響，主要來自於美國，無論是長久以來的制裁或是今日的核子協議（Iran Deal），都可看到伊朗政府還有很多事情要努力。伊朗政府確實有很多「實驗」尚未有結果，當然很難「快樂」。

過去台灣曾出版過《在德黑蘭讀羅莉塔》、《德黑蘭的囚徒》這類有關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之後的小說，但比較偏向於女性議題，也屬於自傳類型的作品。而本書作者為記者，故事內容非個人經驗，主要取材於一九七九年迄今四十年來眾多所謂的伊朗異議分子，儘管筆者認為不能單純靠這些所謂異議分子的遭遇來說明一切，但本書格局更大，也可「更新」台灣讀者對於伊朗既有的訊息，感謝貓頭鷹出版社的引介。當然除了本書所說的故事之外，伊朗還有更多的面向值得讀者去探索。

●本文摘自貓頭鷹出版社出版之新書《伊朗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