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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臨床工作者的時代實踐：關於帕巴多博洛斯這個人《榮格心理學指南：理論、實踐與當代應用》

文／王浩威（榮格分析師、精神科醫師、作家）

　　1913年，當榮格離開了佛洛伊德，開始發展他自己的心理學時，採取了與佛洛伊德完全不一樣的觀念。佛洛伊德順從著當時的時代氣氛，想要將心靈相關的研究納入科學體系，成為科學的其他領域也願意尊重並賦予一定合法性的一門學科。

　　然而在1910年，榮格在很多理念開始與佛洛伊德越來越扞格不入，他對外雖然繼續捍衛著精神分析，但在精神分析的社群內部，其實不斷希望和佛洛伊德對話。但結果是，即便是學術性的論文，也會觸怒佛洛伊德。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原本想要透過學術討論來與佛洛伊德溝通，甚至希望將精神分析理論基礎更加擴大的榮格，知道這條路不可能行得通了，於是在1913年辭去了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創會會長的職務，也辭去了《國際精神分析期刊》總編輯的工作，走上自己的路。他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尋找所謂的自己的路。關於這一點，可以從《黑書》、《紅書》、《1925年講座》和自傳《回憶‧夢‧省思》當中更加明白。

　　總之，榮格擺脫了當時沒有人敢質疑的科學主義。他對於人類心靈的思考和研究，重新回到完整的生活層面。然而，真正的生活範疇卻是無比寬大的，這使得榮格的心理學體系開始向外無限發散。這一點，是剛好與佛洛伊德相反的。

　　佛洛伊德和他的繼承者繼續追尋著科學原則，在論證上永遠具實證基礎，在語言上維持一定的科學邏輯，因此形成了一套從內部不斷細膩調整的語言體系，隨著一代又一代佛洛伊德人的努力，果真成為一套相當傑出的思想體系。然而，榮格本身卻是將自己的思想無限對外發散，這使得他的追隨者遇到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榮格的追隨者十分明白，真正的心靈研究是必需要將心靈的思考重新放在真實的生活空間裡，而不是拘泥於所謂科學領域，或是是否符合科學研究的要求。然而另一方面，就像所有的知識體系一樣，榮格的追隨者也希望自己是一個開放而不是奧祕封閉的思考體系，是可以和其他思想體系繼續對話，做更多的交流的。然而，如果要做到這一點，將榮格的思想加以系統化似乎就變成必然的手段。於是，如何進行這樣的努力，卻又不與榮格原來的精神互相違背，成了一個相當艱難的挑戰。

　　在這樣的情況下，帕巴多博洛斯（Renos K. Papadopoulos）所主編的這本《榮格心理學指南：理論、實踐、和當代應用》，可以說是從六O年代以來，榮格追隨者在努力將榮格思想加以系統化的努力當中，最傑出的成果之一。

擁抱時代的心理學家

　　我們從帕巴多博洛斯這位榮格分析師自己的追求，就可以看到當代的榮格分析師中，還是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將榮格心理學視為在這持續演化的當下世界中進行心靈探索的指引。這些榮格分析師繼續懷抱了當年榮格充滿時代精神的心靈追求。

　　所謂「當年榮格的時代精神」，也就是不斷將對於心靈的思考應用到人類世界新湧現的領域當中。佛洛伊德在世的時候對於新發生的時代問題，討論往往顯得保守，甚至可以說避而不談。例如他在愛因斯坦的要求下，才開始討論二次世界大戰，這是一個典型的佛洛伊德式反應──想要盡量留在自己原來的精神分析領域，而不願意因為新的時代發展而反思原來理論的侷限。佛洛伊德對於精神分析一直抱持狹隘的科學主義態度，因此認為如果精神分析是科學的，就不應該隨著時代而改變。

　　而榮格反而是熱切地去擁抱當時的時代，甚至包括的流行文化，他都想要拉入到心靈的領域中作討論。他不只因為兩次的大戰而寫了《變遷中的文明》（Civilization in Transition）一書，還討論當時的熱門話題包括幽浮、鬼魂等，也寫了給二戰後的民眾所閱讀的《追求靈魂的現代人》（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等等。而我們當前的世界，顯然和佛洛伊德與榮格當年有極大的差異，許多佛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師也開始關心地球生態、日趨迫切的溫室效應，乃至於正發生的全球性疫情，還有新興的族群戰爭，甚至更早以前六０年代就開始討論的性別、階級、種族議題等等，他們承認，其實這些都必然是讓心靈受到衝擊和改變的因素。

　　本書的編輯者，帕巴多博洛斯，很少在資料中揭露太多個人的生命歷史。如果積極從網路中搜尋，是不容易找到他的私人相關資料的。大部分資料所呈現的，是他現在所呼籲的工作，特別是這些年來有關國際難民的議題。然而，他當然也不是一下子就走進這樣的領域中。

　　在他的專業資歷裡，他永遠都列著三項專業：臨床心理師、系統取向家族治療師和榮格分析師。從有限的資料來判斷，身為希臘裔的他，應該是1947年前後出生的。1970年，他在當時尚未瓦解的南斯拉夫共和國的貝爾格勒大學完成了臨床及教育心理學學位以後，經過幾年的臨床工作，到了南非開普敦的醫院工作，並於1980年在開普敦大學拿到心理學的哲學博士學位。當時他除了臨床工作，也持續在開普敦大學教學。1982年起，他開始在倫敦的東倫敦大學任教，同時也在塔維斯托克診所家族治療教學體系中任職。

　　在這更早之前，他便開始對榮格心理分析產生興趣，並於1983年在倫敦「分析心理學分析師獨立學派」（The Independent Group of Analytical Psychologists）成為榮格分析師。投入榮格心理分析以後，對於當時的國際榮格社群，顯然是抱著一股年輕而熱血的改革精神。

　　身為執業的臨床心理學家、家族治療師和榮格分析學家，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也是在培訓和督導這三種的受訓專家。1995年，他與安德魯．沙繆斯（Andrew Samuels，心靈工坊出版他的《診療椅上的政治》一書）同時被任命為英國大學裡的第一個榮格心理學教席，也同時展開了在艾賽克斯（Essex）大學的榮格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碩士與博士課程。從二十世紀八０年代中期開始，大約十幾年的時間裡，他每年都在蘇黎世的榮格學院（C.G. Jung Institute, Küsnacht）講課，同時在國際分析心理學會（IAAP）擔任執行委員多年，並負責發起了隸屬於IAAP內部的發展小組（Development Group） ，他構思並組織了IAAP的第一個國外榮格心理學課程（在莫斯科），後來又陸續在南非、蘇聯、愛爾蘭、南斯拉夫、塞浦路斯和希臘促成了榮格發展小組的成立。他引入（並主持）了IAAP的第一個學術小組委員會，組織了第一屆IAAP學術會議（2002年，在艾賽克斯大學）。他曾擔任《收穫：國際榮格研究雜誌》（Harv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Jungian Studies）的編輯十四年，是《國際榮格研究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ungian Studies）的創始編輯，也是國際榮格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Jungian Studies）的共同創始人。

　　在學術方面，他重新思考榮格思想的各種問題，並且加以整理。他的四卷本著作《榮格：批判性的評估》（C.G. Jung: Critical Assessments, 1992），迄今為止仍然是榮格心理學當中最厚重的書籍（1750頁）。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召集了一群榮格分析師，各自就自己的專長，編輯了這本《榮格心理學指南：理論、實踐與當代應用》。

●本文為《榮格心理學指南：理論、實踐與當代應用》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