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矽谷教會我的事：比成為超級明星更重要的「失敗學」

文∕蔣萬安

二○一六年以前，大家對我的印象除了是「蔣家後代」以外，多數人並不知道我是誰。

還記得第一次參選立法委員時，太太舫亘陪同我到雙連市場掃街，我們兩人的胸前，都別著一張臨時用A4紙列印出來的「蔣萬安」自製名牌，沒想到攤商阿伯認錯人、對著我太太說：「喔，原來你就是蔣萬安。」這下尷尬了，原來阿伯連我是男是女都不清楚！

現在不一樣，戰戰兢兢走來，我已經擔任超過七年的立法委員，回台定居的時間已經超過赴美的時間，擔任立法委員的時間也已比當執業律師的時間更長。我已經漸漸習慣被路人要求合照，或者偷偷拍照上傳社群寫著：「捕獲野生蔣萬安！」

雖然知名度大幅提升，但是我一直覺得大家不是很了解我。很多人試圖在我身上貼標籤，比如「天龍國王子」、「靠爸政二代」⋯⋯等等，我通常不多加爭辯，因為屬於我的標籤，怎麼撕也撕不掉；不是我的標籤，要貼也貼不上來。我的理想與藍圖，姓氏並沒有幫上什麼忙，我能當上立法委員，更是民眾投下一張、一張選票換來的。

唯獨一件事情我有點介意，那就是每當我說起人生中那些「芭比Q了 」的時刻，大家總是很意外。

矽谷經驗：勇敢築夢，不怕失敗

台灣人不太喜歡談失敗，也很害怕承認自己失敗。所以我想在這裡先聊聊我的失敗史。

我在美國賓州大學取得法律博士學位之後，前往西岸加州工作，我的公司是矽谷最大律師事務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WSGR）。那時，為了順利在工作的第一年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我經常背著睡袋在辦公室過夜，以便在繁重工作結束之後，趕快把握時間焚膏繼晷地Ｋ書。

事與願違，第一年的律師資格考竟然落榜了。當下我非常難過，因為我的同學或周遭同事，不少人都非常厲害地一口氣就通過了。而且，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除了質疑自己的能力，我也很擔心這件事會影響主管與同事對自己的看法，甚至害怕會讓自己在事務所的工作不保。

「別擔心，我們不會期待你一開始就是SUPER STAR（超級明星），而是看你的長期上升曲線。」我的主管、也是事務所合夥人這麼對我說。在主管的鼓勵下，好幾個跟我一樣在資格考中落敗的同期菜鳥，我們組成重考團隊，互相鼓勵檢討，也參加讀書會，彼此分享線上課程訊息。後來我慢慢發現，在矽谷真的沒人在意你失敗過幾次，甚至後來我在金融海嘯中被裁員，又是更大的一次打擊。不過，重新找到工作之後，也從未有人因此質疑我的專業。

或許，這與矽谷人勇於築夢的風氣有關。矽谷從來不缺一夕致富的創業神話，在餐廳、咖啡店，隔壁桌的話題十之八九與創業有關，大家都在談自己的點子、談誰誰誰又向投資人募到了多少錢。新創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同時，也有許多團隊宣告失敗，在矽谷，九成的新創公司無法撐過三年，但是不會有人覺得失敗是件嚴重的事，矽谷人把挫折與失敗視為家常便飯，也鼓勵每個人從失敗中站起來、吸取教訓重新來過。

這種擁抱失敗的心態激盪出矽谷的突破與創新，Google鼓勵員工實驗、試錯、創新，Facebook內部則鼓勵讓失敗來得更猛烈一些，Tesla（特斯拉）更開宗明義在員工手冊上寫著：「政策與規定是用來告訴你底線在哪，告訴你可以變得多沒用且不會被解雇，但那不是我們。」但凡法律沒有禁止的事情，矽谷都鼓勵你恣意嘗試，因此，即便失敗率超高，矽谷的新創公司依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我很感謝自己曾經在矽谷生活、工作，知道失敗甚至比成功帶來更多人生的重要養分。尤其我的成長過程可說是一路順遂，如果沒有在異國求學、落榜、失業的打擊，我恐怕會成為一個傲慢而無法苦民所苦的人。也因為知道失敗並不可怕，面對從律師轉戰政壇的抉擇，我才能挺身而出、接受挑戰。

●本文摘自 天下雜誌 出版之《台北．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