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達悟族作家的重層帝國逆寫—《沒有信箱的男人》簡評

文／劉威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那些基固客立上旗幟之後，沒有一位部落的人接近他們，當然也沒有一位可以說「北京話」，語言的不通，就是說明了他們與他們是不同民族，都住在不同的星球上。不知何因，基固客乘坐鐵殼船來去匆匆，在雲彩破掉的遠方消失。夏曼・估拉拉恩坐在涼台上望海，心有不安的回憶著，他所遇見過的，第一個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1897年），第一個美國軍人（1904年），兩個都是帶槍的人，以及第一個拍攝他們上山伐木的鹿野忠雄（1934年），第一個英國人類學者Edmund Leach(1936年)，以及James Hornell(1936年)，兩個很會寫字的白種人。又有個外邦人出現，叫Grace Irene Wakelin(1947年)，聽說她是加拿大人，部落的人給了她名字si Kalengteng (卡冷瞪)，她卻是來學習達悟族的語言。許多外邦人的第一站，就是在伊姆洛庫部落，蕃務官吏駐在所（Savage Police Chuzaisyo）的招待所，這些外邦人的到來，夏曼・估拉拉恩就是被採訪的「報導人」。

註126: Chugoku(基固客，日語諧音)，指「中國人」。

註146: Chi-kuk日語諧音，基固客，變成達悟語，指中國人。

（《沒有信箱的男人》：198-199，232）

《沒有信箱的男人》此段落演示中國政府（基固客）、日本帝國、西方政權對蘭嶼及其上的達悟族之重層殖民侵襲。在殖民現代性（語言與物質文化）的含攝下，蘭嶼之達悟族語言以及諸多空間成了傅科（Michel Foucault）所言的異托邦（heterotopias）。 在此段落與註釋，作家夏曼・藍波安（Syaman Rapongan）借用華語以及諸般語用策略來諧擬（mimicry）與「逆寫」（writing back）這些殖民者背後的文化霸權。筆者所說的「逆寫」概念源於將後殖民研究於前殖民地語境落實的開山著作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帝國逆寫：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Bill Ashcroft等澳洲學者發現亞洲、非洲、中南美洲許多後殖民作家以在地或是混合在地語言的語用策略來回寫/逆寫/顛覆占有帝國文化霸權的純正英語。 在此作，夏曼・藍波安一大特色為部署語言上的混語、語用、副文本等策略來削弱複數殖民之效力。

本書一個明顯的主題為反殖民造史（anti-colonial historiography），借用多語以及達悟口傳元素，重層地（palimpsestically）逆寫大航海時代以來的西方中心主義（主要為美國與歐洲傳教士等）、東方現代國家（日本帝國與二戰後中華民國）的殖民工程。夏曼・藍波安（Syaman Rapongan）敘寫的這些殖民體驗始自一戰前的日本帝國派遣人類學家登島至二戰後美軍轟炸、國民政府。以後殖民作家「對抗」（resistance）書寫概念觀之，肩負達悟族群意識，作者其重層對抗對象與內容相當廣袤，諸如殖民者語言的文化霸權（如對達悟族群與蘭嶼的命名、西方宗教的傳播）、殖民現代性的糾葛（如戶籍命名政策）、現代物質文化的入侵（如照相術、筆、手槍、斧頭）、東方主義概念下的日本人類學家(作為日本帝國治下「雅美族」的代理人，如鹿野忠雄、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漸次出現於蘭嶼，其攜帶的現代性物質文化也開始扭轉此星球)、土著報導人（native informant，書中的達悟族卡亞樂角色）、西方傳教士（來自加拿大與瑞士），皆是作者欲以達悟視角加以再現、改寫、反思的對象。可能肇因於抵抗對象繁多，故綜觀本作，夏曼・藍波安援用的策略包含達悟族神話、南島口傳敘事、語言、語用、翻譯策略、副文本等元素，堪稱抵殖民（decolonial）書寫策略元素的集合。就其特殊的反殖位置與抵抗意識而言，其書寫溢出漢族華語作家的範疇—語言（漢語）對其不僅是工具，也是矛盾的雙面刃（相對於達悟語）。因此，如同其他作品，夏曼・藍波安不僅可謂身兼作者與翻譯者位置，甚至也佔據編輯者的光譜。

此書中其一重要情節為敘述者替達悟族重新敘寫美籍商船Benjamin Sewall號於1903年10月在紅頭嶼（蘭嶼）發生的船難事件。在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的文件中，具有書寫文字的外來殖民政權認定「數十位土人在海上剝奪了他們所有的衣物寶物。」（124）藍波安藉用華語以及日文、達悟語音，也運用口傳敘事元素策略（非線性，對某一主題進行「重複」宣說，每次有不同細節）逆寫殖民者們加諸其上的指控。透過口傳達悟敘事的再現，讀者得以重新思考是達悟部落等家族救了外邦人抑或美商船「遭土著洗劫」。此情節凸顯出口傳文學遭逢文字書寫歷史時的弱勢。

在此作，主文本周邊的副文本（paratext）發揮相形重要的功能，皆產生不弱於主文本的突出達悟族主體兼抵殖書寫功能。廣義而言，這些副文本包含封面小標、達悟人物關係簡表、蘭嶼部落地圖、註釋（當頁譯註）、達悟語詞版聖歌、照片、字體、後記等。筆者其下舉幾例較為突出者說明。

僅出現於封面書名的小標（甚至不是副標，也未出現於出版版權頁）為：「大海就是我家的門牌，我的信箱。」此小標清楚「翻譯」出敘事者（抑或廣義的達悟族群）的海洋民族慣習（habitus），其民族「古典」的常民生活（everyday life）內容如漁獵、歲時祭儀、口傳文學、循環時間觀環繞著海洋自成一格。相對而言，陸地漢民族則需依賴信箱—一種文字標記體系（如書信、文字歷史、線性現代性敘事）作為陸地資本主義的媒介物。這樣具有現象學懸置（epoch）意味的漢語標題，亦即這些需放放入括號、重新以非大陸漢民族界定的再翻譯元素，率皆在這些副文本得到某種程度的翻譯與補充。如在後記〈沒有信箱的民族〉中便以（沒有文字的）達悟族的視角補充書名的未盡之意。可以說，作家在副文本部署不弱於正文的抵抗功能，不啻為無文字民族在現代文化場域（藉用華語翻譯自身）借由對華語文字的挪用之外對殖民宗主國們（文字民族們）的一種另類反撲形式。

在這些副文本中，註釋（作者採當頁譯註形式）具有明顯的翻譯研究中的「厚實翻譯」（Kwame Anthony Appiah 提出之thick translation）功能，而作家兼翻譯者的形式演示出作家所欲突出的達悟主體—自《八代灣的神話》起，細心的讀者便可發現達悟羅馬拼音（源語）永遠出現在華語（譯語）之前。達悟族作者藉由註釋將正文中的達悟羅馬拼音或與其後括號中的華語（是否加上括號端看作者運用）進行另一次的華語解釋，而註釋中/當頁註中的解釋多半深刻地以人類學民族誌的方式深度解說此詞彙相關的達悟文化。另外，以翻譯策略而言，筆者推測作者採用當頁譯註而非章末譯註，其目的在於對華語讀者的閱讀慣習進行適度地干擾，不時提醒作家此作（與其他作品）為一種翻譯文學—如夏曼・藍波安所言：「我的島嶼文學…是我獨創的海洋島嶼的翻譯文學」。

另一相當特殊且在其前作未見部署的（編輯）策略為兩種英文字體的使用。本書正文英文字體分別以Times New Roman與另一字體分別代表外來者與達悟族人的語音。如「Bakayarou si Kazyaz」（混帳東西，西・卡亞樂）（由日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發言，前用Times New Roman，後用另一字體指稱達悟人西・卡亞樂，75）、以及「Watashi wa keisatsu（我是日本警察）」（由日人警察發言，110）。換言之，作家在書中以Times New Roman字體表述非達悟族群的發聲；以另一字體表述達悟族群的發言。作家部署的副文本因此產生語音認同效應以及藉由語音符號調動的反殖民的抵抗效應。按此規則，日本軍人班長Keijiro（112）以及日人警察Pawuben先生（達悟語的「槍先生」）（96）就被分別以Times New Roman與另一英文字體呈現。在其後章節，「Pawuben/槍先生」在營救漂流到蘭嶼的俄日商團後，將其警察制服脫下借給商團人士，半裸的日人警察Pawuben又搖身一變被稱為「Shikikan/指揮官」。（116）在這些多組的意符/意旨的顯意過程運動（日語/達悟語/歧義中文）以及翻譯過程，明顯可見達悟作家藉由調動霸權語言（現代中文），而以後殖民式的語言策略撥弄與諧擬（mimicry，來自Homi K. Bhabha概念）外來侵略者語言背後的殖民現代性及相伴的文化霸權。然而，如此文開頭所引的兩個註解所示，基固客（中國人）就有不同的拼法（Chugoku與Chi-kuk）。或許略通書中出現語言的素養讀者（informed readers）甚或理想讀者（ideal readers）才能分清「Pawuben/槍先生」與「Shikikan/指揮官」的差異。這或許是作家在繁複調動語音元素（達悟語、日語、華語）已進行多面向抵抗時不可避免的雙面刃。而以書中豐富的語音元素而言，稍微可惜的是書名與作者名未列出達悟拼音。

前作所未見的是，本作以系譜式的方式在副文本建構達悟人物關係簡表（其中說明達悟族的親從子名制）、蘭嶼部落地圖（華語以及達悟拼音）。這樣的編排對於不熟諳口傳文學的華語讀者有系統性理解達悟海洋文化之效果。在此之外，本作也突出更多的陰性神話元素。本作初名之章中，不知自然分娩的族人以竹刀剖開懷孕妻子，在仙女洛發特托夢後向母羊分娩學習自然分娩。第二章中瑪特鬧與男鬼性愛。這些情節添補並平衡作家之前作品較少的女性、性慾、陰性書寫、甚或後人類（動物）面向。

綜上，作家在此作中將「人之島」蘭嶼以語言、語用、副文本、陰性神話系統性地建構為一自成循環的「星球」體系，具有內在的文化資本，而得以援引、調動，以抵抗複數外來者的殖民入侵。

●本文推薦書為聯合文學出版之《沒有信箱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