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擊者不救？心理學最新研究替「旁觀者效應」辯駁

文／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

時間是1964年3月13日，凌晨三點十五分。凱薩琳．蘇珊．吉諾維斯（Catherine Susan Genovese）開著她那台紅色飛雅特（Fiat）行經一面黑暗中恰好能看見的「禁止停車」告示牌，然後停靠在奧斯汀街（Austin Street）地鐵站外。

人稱凱蒂（Kitty）的她，就像一陣活力旋風。二十八歲的她著迷舞蹈，朋友比空閒時間還多。凱蒂喜愛紐約，這城市也愛她。這是她能展現自我的地方──是她能自由自在的地方。

但那天晚上外頭很冷，而凱蒂正急著回家見女朋友。今天是她們一週年紀念，她一心一意想著的就是和瑪莉安（Mary Ann）抱抱。她連忙關掉車燈鎖上車門，朝著不到一百英尺外她們的小公寓套房走去。

凱蒂不知道的是，那將是她生命的最後一刻。

「噢老天啊，有人砍我！救我啊！」

時間是凌晨三點十九分。尖叫聲撕裂夜色，響到驚醒四周街坊。有幾棟公寓的燈光點了起來。窗戶拉了起來，人聲在深夜裡低聲響起。有一個人喊：「放了那女生吧。」

但攻擊凱蒂的人又回來了。又一次地，他持刀捅了她。在街角跌跌撞撞的她高聲喊著：「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沒人走出門來。沒人動根指頭幫忙。不少鄰居反而隔著窗盯著，就好像在看實境秀那樣。有一對夫婦還拉出幾把椅子、把燈光調暗，好看得更清楚。

當行兇者回來第三趟時，他發現她倒在她住的公寓樓梯口。樓上，瑪莉安仍睡著，毫不知情。

攻擊凱蒂的兇手再次一刀接一刀捅下去。

時間是凌晨三點五十分，此時第一通電話才進警局。通報者是一個斟酌了老半天不知該怎辦的鄰人。警察兩分鐘內就抵達現場，但已經太遲了。「我不想牽扯進去。」通報者向警方這麼坦承。

這幾個字──「我不想牽扯進去」──此後迴盪在全世界。

剛開始，凱蒂的死是該年紐約六百三十六件謀殺案的其中一件。一條性命驟然而逝，有人失去了愛人，但整座城市繼續運作下去。然而過了兩週，這件事上了報，再過一陣子之後，凱蒂謀殺案將記入史書。不是因為行兇者或被害者，而是因為旁觀者。

媒體熱潮是從聖週五（Good Friday）—也就是1964年3月27日開始爆發。「目睹謀殺不報警的三十七人」，《紐約時報》頭條如此下標。報導的開頭如下：「皇后區三十八名正當守法的公民，眼睜睜看著一名兇手在奇遊園（Kew Gardens）尾隨並三度刺殺一名女性，期間整整超過半小時。」報導說，凱蒂本來大可活下來。就如一名警探所言，「打通電話就好了。」

從英國到俄羅斯、從日本到伊朗，凱蒂都成了大新聞。蘇聯報紙《消息報》（Izvestia）報導，這就是資本主義「叢林式道德」的證據。美國社會已經變得「像釘死耶穌的那人一樣噁心」，布魯克林一名牧師在布道時如此說；另外還有一名專欄作家譴責他的同胞是「冷酷、膽怯又不道德的一群人」。

記者、攝影師和電視台拍攝人員大批湧入凱蒂生前居住的奇遊園。他們沒有一個人相信，這一帶居然如此漂亮、整潔、端正。像這種地方的居民，怎麼可能會如此全然麻木不仁到了駭人的地步？

有人說，那是電視使人遲鈍的效果。不對，另一個人說，是女性主義讓男人變成了弱雞。其他人認為那具有大都市生活典型的匿名性特質。而那會不會讓人聯想到猶太人大屠殺之後的德國人？他們同樣聲稱自己一無所知：我們之前不知道。

但最普遍為人接受的是當時的頂尖記者、《紐約時報》都會新聞主編亞伯．羅森塔爾（Abe Rosenthal）提供的分析。「在奧斯汀街鄰里發生的事，」他寫道，「是人間百態中一種恐怖現實所造成的症狀。」

若要講真的，我們其實都是孤單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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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這個故事的教訓似乎也非常清晰。為什麼凱蒂．吉諾維斯求救了卻沒人去幫忙？這個嘛，那是因為人們冷酷又自掃門前雪。

但當我開始大量閱讀研究凱蒂死時周遭情況的相關文獻後，我發現自己在追隨的變成了另一個故事。又和之前的情況一樣。

當時有兩位年輕心理學家分別叫畢博．拉塔內（Bibb Latané）和約翰．達利（John Darley）。他們一直在研究旁觀者遇到緊急狀況會怎麼做，並注意到有件事怪怪的。在凱蒂遇害不久後，他們決定試試一個實驗。他們的受試對象是毫無防備之心的大學生，他們要求這些人獨自坐在一個密閉的房間裡，透過對講機來和同學談論大學生活。

只是說其實並沒有其他學生：研究者播放了預先錄好的錄音帶。「我可能真的呃需要誰來幫忙一下，」到了某個時間點，有一個聲音會呻吟著，「所以如果有誰能呃幫我一下下啊呃呃呃呃呃有誰能呃呃幫呃呃啊啊啊﹝窒息的聲音﹞……我要死了……」

接著會發生什麼事？當一個認為只有自己在場的受試對象聽到求救呼聲時，他們都立刻衝出房間到走廊上。他們全都跑去插手，毫無例外。但那些在研究引導下、認為還有另外五個學生也坐在附近房間裡的受試對象，就只有百分之六十二會行動。瞧：旁觀者效應出來了。

拉塔內和達利的發現日後將成為對社會心理學最關鍵的貢獻。接下來的二十年裡，將有超過一千篇論文和眾多書籍會去探討旁觀者緊急時如何行動。他們的研究結果也解釋了奇遊園那三十八名目擊者的無作為：凱蒂．吉諾維斯的情況並不是「儘管」尖叫聲吵醒所有鄰居「卻」還死亡，而是「因為」吵醒所有人「所以」才死亡。

後來一位住戶告訴記者的話又驗證了這一點。當她丈夫去報警時，她卻制止了他：「我跟他說警察應該已經接了三十通報案了。」如果凱蒂是在無人小巷遇襲，又只有一個目擊者的話，她可能有機會活下來。

這一切只是讓凱蒂的名聲火上加油。她的故事一路擠進了前十大心理學教科書，到今日都還被眾多記者及名嘴所引用。這徹底成了一個當代寓言，寓示著大都市生活中危險至極的匿名性。

儘管許多教科書可能還在教旁觀者效應，但一份2011年發表的整合分析，重新闡述了緊急時刻旁觀者會做什麼。整合分析（meta-analysis，譯註：又稱元分析、後設分析）是對研究進行的研究，代表它分析了大批的其他研究。這個整合分析回顧了過去五十年最重要的一百零五項旁觀者效應研究，包括拉塔內和達利的第一個（把學生放在房間的）實驗。

這個針對研究的研究洞察到兩件事。首先：旁觀者效應存在。我們在緊急時刻會覺得自己不需介入，有時是因為覺得讓別人來掌管比較合理。有時候我們會怕做錯事，所以出於害怕受譴責而不介入。有時候我們就是不覺得哪裡有錯，因為我們也沒看到別人採取行動。

那第二件事呢？如果緊急情況威脅了生命（某人溺水或遇襲）且如果旁觀者可以彼此溝通的話（他們沒有被分隔在不同房間），那麼就會有一個「逆向」的旁觀者效應。「額外的旁觀者，」作者的文章寫道，「甚至會產生更多援助，而不是更少。」

而且不只如此。在訪問魯本談及他那段自發性救人行動的幾個月後，我和丹麥心理學家瑪麗．林德加德（Marie Lindegaard）約在阿姆斯特丹的一間小餐館見面。她邊甩掉身上雨水邊坐了下來，打開了她的筆電，在我面前放下一堆文件然後開始一番演說。

瑪麗是最早問我「為什麼我們會想出這一切錯綜複雜的實驗、問卷和訪談」的其中一位研究者。我們為什麼不直接去看真人在真實狀況下的真實影片呢？畢竟，現代城市可是塞滿了攝影機呢。

這想法很棒，瑪麗的同事如此回答，但妳永遠拿不到那些影片的。對此瑪麗回應：等著瞧。如今，瑪麗擁有一個資料庫，包含了超過一千部來自哥本哈根、開普敦、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影片。這些影片記錄了鬥毆、性侵和謀殺未遂事件，而她的發現在社會科學界開啟了一場小革命。

她把她的筆電朝我推過來。「你看，明天我們就要把這篇論文提交到頂尖心理學期刊去了。」

我讀著暫定的標題：〈你自認所知的旁觀者效應幾乎全都是錯的〉（Almost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Bystander Effect is Wrong）。

瑪麗往下滑並指著一個表格，「你再看，這裡你可以看到在百分之九十的案子裡，人都會幫助別人解決困難。」

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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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問題是：1964年3月13日凱蒂．吉諾維斯遇害那晚發生了什麼事？那個眾人皆知的故事有多少是真的？

率先質疑目擊者是否都漠不關心的其中一人，是奇遊園的新住戶喬瑟夫．迪梅（Joseph De May）。這位業餘歷史學家在凱蒂死後十年搬到那邊，對於這場讓街坊鄰居蒙羞的兇殺案非常感興趣。迪梅決定自己來做點研究。他開始翻閱檔案，並翻出褪色的照片、舊報紙和警方報告。隨著他把所有事物一片片拼湊起來，真實的模樣也隨之浮現。

我們再度從頭開始。以下是1964年3月13日的事件，但這一次是根據迪梅和其後追隨者不辭辛勞完成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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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凌晨三點十九分。當時一聲駭人的尖叫打破了奧斯汀街的寂靜。但外面很冷，大部分居民的窗戶都關著。街上照明極差，大部分往外看的人根本沒察覺哪裡不對勁。少數人認出有個女人的剪影歪歪倒倒地走過街道，並猜想她應該是喝醉了。那並不反常，因為街上就有一間酒吧。

儘管如此，至少有兩位居民拿起電話打給警方。其中一個人是麥可．霍夫曼（Michael Hoffman）的父親，而麥可自己後來也會投身警界；另一個人則是哈蒂．格倫德（Hattie Grund），她住在附近的一棟公寓裡。「他們說，」多年後她這麼重複說道，「我們早就接到通報了。」

但警察並沒有來。

警察沒有來？為什麼他們沒有衝出警局，讓警笛大作呢？

根據頭幾通通報來看，調度員有可能猜測那是夫妻口角。如今已從警界退休的霍夫曼認為，他們就是因此才那麼慢抵達現場。要記住，那時的人們並不太關心丈夫打老婆，且那時候性侵配偶甚至不算構成刑事犯罪。

但那三十八個目擊證人要怎麼解釋？

這個惡名昭彰的數字，這個後來會在歌曲、戲劇、暢銷書、賣座片等各種地方登場的數字，是來自本案所有被警探盤問者的名單。而列在這份名單上的絕大部分人「都不是目擊證人」。他們頂多就是有聽到什麼，但有些人根本就沒醒來過。

其中有兩個明確的例外。一個是喬瑟夫．芬克（Joseph Fink），住在事發建築物的一名鄰人。芬克是個古怪的孤僻人士，他討厭猶太人是眾所皆知（那裡的小孩都叫他「阿道夫」）。事發當時他完全醒著，他看到了凱蒂所受的第一次攻擊，而他什麼都沒做。

另一個拋下凱蒂讓她自生自滅的人是卡爾．羅斯（Karl Ross），是她和瑪莉安的鄰居兼朋友。羅斯親眼目睹了樓梯口的第二次攻擊（實際上，就只有兩次攻擊，沒有第三次），但他落荒而逃。羅斯也是那個跟警方說「我不想牽扯進去」的人──但他的意思是他不想被關注。那天晚上他喝醉了，他怕自己最後被發現其實是男同志。

在那時候，同性戀還是嚴重違法的事，而羅斯不僅怕警察，也怕《紐約時報》這一類將同性戀貶為危險疾病的報紙。1964年，男同志仍然不時遭到警方殘酷對待，而報紙也定期把同性戀描繪成一種瘟疫。

當然，上述這些都不能讓卡爾．羅斯的過失獲得原諒。即便他又醉又怕，他也應該多做點事情來幫助朋友。然而，他卻打給了另一個朋友，而這朋友立刻就催他打給警察。但羅斯不敢從自己的住處打，所以他爬過屋頂到他隔壁鄰居家，而鄰居又叫醒了住在她隔壁的女人。

那個女人是蘇菲亞．法拉爾（Sophia Farrar）。當蘇菲亞聽說凱蒂倒在樓下流血，她一秒也沒遲疑。她衝出公寓，而她丈夫還在後頭穿褲子叫她等等。蘇菲亞知道自己有可能直直衝向兇手面前，但那沒有讓她停步。「我跑去幫忙。那就是本來該做的事。」

當她打開通往樓梯口的門，兇手已經走了，剩凱蒂倒在那。蘇菲亞伸出手抱著她的朋友，而凱蒂放鬆了片刻，倒在她身上。而這，才是凱薩琳．蘇珊．吉諾維斯真正的死法：被鄰居擁抱在懷裡死去。「知道凱蒂是在朋友的懷中死去，」多年後她的兄弟比爾（Bill）聽到這故事時說，「對我們家人而言意義就很不同了。」

為什麼蘇菲亞遭到遺忘了？

為什麼沒有一家報紙提到她？

真相實在很令人灰心。根據蘇菲亞的兒子所言，「那時候我媽有跟一個報社的女生講過。」但等到文章第二天登出來，卻寫說蘇菲亞當時並不想牽扯其中。蘇菲亞讀了那篇文章大為光火，還發誓這輩子再也不跟記者說話了。

當另一名記者幾年後發表了批評觀點後，亞伯．羅森塔爾就從《紐約時報》打電話來大發雷霆。「你沒發覺這個故事已經成為了美國現況的象徵了嗎？」這名編輯在電話上大吼。「沒發覺它成了社會學課程、書本和文章的主題了嗎？」

原本的故事只有那麼一丁點站得住腳，實在是相當驚人。在那關鍵的一晚，失敗的是管轄當局，而不是普通的紐約客。凱蒂並沒有孤獨死去，而是死在朋友的懷抱中。若真要說的話，旁觀者存在時所產生的效應，和科學界長久以來堅稱的情況正好相反。我們在大都市、在地鐵中、在擁擠的街道上都不孤單。我們擁有彼此。

●本文摘自 時報出版之《人慈：橫跨二十萬年的人性旅程，用更好的視角看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