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遼太郎／〈葉盛吉傳〉：內心的矛盾及超越時間的悲情

《街道漫步 台灣紀行》日本國民作家司馬遼太郎一面想著台灣史的一個片段，一面思索這個國家的將來……一九九三與九四年，他兩度踏上這塊土地，他滿懷理性與感性，閱讀這個島的魅力。台灣紀行，是一場溫柔追問認同之路的漫步；是給予我們必然重生繁盛的祝福之旅。（編按）

文／司馬遼太郎

葉盛吉，已故。一九二三年生於台灣，當了二十二年的日本人。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渡日本（本州），經由仙台的舊制第二高等學校，考進東京帝大醫學院A，日本戰敗後回到台灣，自然而然地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服務於瘧疾研究所，一九五○年被處槍決，年僅二十七歲。

在飛往台灣的飛機上，我讀了他的傳記，而今這令我不得不思考所謂的「國家」究竟是什麼？

譬如：國家，開創文明並加以維持。

這一點，可以說是國家所具有的壓倒性好處。

自來水、下水道、電器、醫療、社會福利、安全等等，對國民而言，這些事項的總和可稱之為國家。

文明又是什麼呢？

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種便利之總和。我們每天早上喝牛奶，但是我們並沒有自己養乳牛、擠牛乳。（有關牧歌式的無政府主義理想，此處暫且不提。）

送牛乳的人，開著小貨車把牛奶送來，這小貨車也不是他自己打造的，而是從汽車製造、販賣的廠商那裡買來的。一路上，他也不用擔心會被游擊隊員殺害。

小貨車需要汽油。這石油也不是送牛乳的人自己去沙漠開採的，而是從石油業相關機構的加油站買的。在那幾公升的汽油裡頭，含蓋了全球性的政治、經濟、技術等各種機構的文明在內。

然而，國家有時也會發生瘋狂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的國家，毋須贅述，乃是法國革命所帶來的所謂「國民國家」。

那以前的人們，對共同體之愛，頂多局限於自己生長的村落或地域，但是「國民國家」卻使人們的歸屬意識擴展成地理性的範疇。

能對國家有愛，畢竟是件可喜的事。

但是，如果變質為狂熱的排外思想，則那種情感是病態的。

這狂熱的行徑，也是法國革命的副產物。拿破崙的軍中，有個叫尼古拉斯‧沙文（Nicolas Chauvin）的士兵。意氣昂揚地發飆，顯示出那種典型的症狀。「極端的愛國情操」（Chauvinism沙文主義）這個詞，便是源自這名士兵之名而來。在那之前，人類似乎還沒有這種病狀。

這名葉姓優秀青年，在「二高」時期，即稍稍患上了沙文主義症候。

我在飛機上讀過的他的傳記，是他二高時代的朋友楊威理所寫的《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葉盛吉傳》（岩波書店，同時代叢書）。B

葉先生和我同齡。只是，我出生在日本本地，因而凡事可以不用像他那樣地思考。

此君則出生在曾是殖民地的台灣。

但是，由於當時的台灣實施比內地更純化的日本教育，因此或許應該說，葉先生可能是比我還要典型的一名日本人。

葉先生是個「雙重生活者」。他是道道地地的漢人，所以在家裡說的是一般稱為「台灣話」的福建話。出了家門，就講標準的日本話。

他在台南縣新營長大成人。

「新營」，前文裡已提到，是十七世紀鄭成功時代由屯田兵所開墾的。

這一趟台灣之旅，我也到過這個市鎮。

在候車室內，靠近天花板的牆壁上，寫著「新營站空襲時期旅客疏散標示圖」的字樣。不由令人想起現今台灣所處的政治環境。也就是說，他們擔心中國大陸—我相信不至於—說不定會攻打過來。

日治時代的台灣，因製糖而繁榮。

在新營，就有個「鹽水港製糖會社」的大糖廠。葉氏的養父葉聰先生是該廠職員，「在人事課服務到六十五歲，還升到課長」，書中是這麼說的。

葉君在糖廠宿舍長大。在他的手記裡，曾這樣寫道：「……每當嗅到淺綠色榻榻米的芳香時，過年就快到了。」這種生活氣氛與我們內地人並沒有兩樣。

就連他在新營公學校時代，所愛讀的《幼年俱樂部》和《少年俱樂部》等雜誌，也和我們一樣。

他進台南一中之後，就以考取內地的舊制高等學校為目標。他之所以能夠有那樣的志向，無疑是拜養父的豐厚薪俸之賜。

重考了兩年，他終於考上仙台的舊制第二高等學校理科乙類。C

在他未出版的自傳中，曾談到：「我是來到日本之後，才產生強烈的民族意識的。」

自修期間，他在高圓寺過著寄宿生活。當時，受到一名中國留學生的影響，向他灌輸民族意識。

在葉先生的自述或手記裡，就常以「雙重生活」來表達他既是漢族又是日本國民的矛盾。

雙重生活是痛苦的……我必須忍受苦楚，使雙方的生活並行。為了這個，忍耐是最要緊的。

大體而言，葉君內心的矛盾，正是戰前整個日本的矛盾。

戰前的日本，跟美利堅合眾國一樣，是個多民族國家。

舉例而言，包括庫頁島的吉利亞克（俄語Gilyak）族，北海道或千島的愛奴（Ainu）人，及第一次大戰後原屬德國領地而受委託統治的南洋廳管轄下的柯納卡（Kanaka）人，查莫洛（Chamorro）人等，再加上日系、朝鮮系、台灣原住民、漢族等多種民族。

只是，戰前的日本，將這些族群視為日裔的從屬，而這就犯了國家政策上的錯誤。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相信同化的葉姓少年，登記為日本式的姓名。那是依據前一年公布的姓名應儘量日本化的法令。據說全台灣更改姓名的人數，推計有十餘萬人。葉君從此成了葉山達雄。

那時，二高的德語教授當中，有一位教授非常熱衷地鼓吹納粹的反猶太論，許多學生對此心存懷疑，而葉君卻傾向這種論調。

那位教授說：整個世界，操縱在猶太人的陰謀裡頭。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的革命是如此，中日戰爭亦因此陰謀而起，俄國的革命也是猶太人策謀的結果，甚至連美國的建國都不例外。

他還說：希特勒驅逐了猶太人，因此比耶穌基督更偉大。

只須將各種事物予以符號化，把邏輯如同模擬數學般地運用，那麼任何邪說異論均可成立。那位教授的論調便是其中之一。

二高那位教授的思想，在那種猶太陰謀論裡加上平田篤胤的神道論，形成極端的右翼思想。那教授稱之為「護國學」。

葉君之所以有一段時期醉心於那種論調，我想是源自前述的「雙重生活」之苦悶，使他想藉此麻痺自己的潛意識作用吧。

在這之前，曾有所謂「學徒出陣」（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文科系的學生，踏出校門出征去了。

葉君所敬愛的，高他一年級的角田秀雄也是其中一位。

在他手記裡記述說：「角田秀雄兄告訴我：要經常保持微笑，好好幹！」

在那個時期，我也從大阪的學校入伍去了。

於戰爭中存活下來的角田氏，之後進入朝日新聞社出版局服務，我在寫這個《街道漫步》連載中的一段時期，他還曾擔任過圖書編輯室長。讀到這本傳記裡的這個部分，我越覺得對葉君有一份親切感。

日美戰爭在第四年陷入不可收拾之局面。在那之前，已打了八年之久的中日戰爭，也陷入泥沼。

在大陸的日軍，一方面要和中國政權的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民國」的「國府軍」（國民黨政府軍）作戰，同時也要跟中國共產黨軍戰鬥。

說來，這真是愚蠢的事！依蔣介石的想法，可能希望早日跟日軍談和，而全力去對付共軍吧。

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軍獲有美英—甚至包括蘇聯—的支援，卻因到處肆行劫掠，而失去了民眾的支持。相對的，共軍光靠紀律嚴明這一點，便獲得民眾之擁護。

日本投降了。

聯合國太平洋區統帥麥克阿瑟，命令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日軍，向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官蔣介石投降。

當時，蔣介石在重慶。

他派遣陳儀（一八八二～一九五○）率先遣部隊來台灣。

陳儀任福建省主席的時代，曾把整個省搞成貪官汙吏的世界，是惡名昭彰的亞洲型政客。他在任的兩年期間，將台灣私有化，盡其所能地榨取，中飽私囊。

陳儀部下的一兵一卒宛如小陳儀，與中國過去的王朝軍一樣，只知私利私慾，還以「征服軍」的姿態屠殺了無數的台灣人。

後來，陳儀因通敵的罪嫌，於一九五○年遭槍決。然而，在陳儀之後，台灣依舊處在被征服的狀態。

日本戰敗之際，葉君就讀於東大醫學院，其後回到陳儀時代的台灣。

陳儀率領軍隊登陸台灣時，台灣人民以為重投祖國懷抱，無不歡欣鼓舞。

然而，現實可不是那回事。

「日本時代，憲兵雖然佩帶手槍，可是五十年間，從來沒有開過槍，做官的也沒有過貪汙瀆職的」，這一類懷念日本時代的聲音時有所聞。

葉君也因為自己由一個「雙重生活者」，變成一個國民，而雀躍不已。然而，他幻滅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社會結構仍然繼續著。

比起現實的狀況，葉君好像有偏愛德意志式真空內邏輯的傾向。

他在真空中思索，認為只要加入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就可以從「雙重生活者」轉變成一個「真正的自我」。因此，他藉由入黨，在真空內化解了他的苦惱。

一九四九年，他從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很快就結婚了。

新娘是台南一中時代同班同學的妹妹邱淑姿小姐，岳父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長老。

不久，失去大陸政權的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

葉先生因黨籍曝光而被逮捕。

他在獄中得知兒子誕生。

正當他覺悟到必死無疑，便從監獄裡寫信給岳父說：「我要將我的一切奉獻給耶穌，感謝神給我的愛。」他臨死前才成了基督徒。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和很多台灣人一同被草草地殺害。

作者楊威理先生本身，也是過了離奇半生充滿戲劇性的人物，不過在此不擬多提。

這位仁兄，為了寫葉先生傳記，曾經四處尋訪葉先生的遺族。一九九○年，知道了他的遺孤葉光毅先生還健在，是成功大學的教授。

據云楊威理先生在電話打通的當兒，這個出生後就未曾見過親父一面的「嬰兒」—葉光毅先生，竟然在電話聽筒的那端，朗聲高唱其亡父的母校—二高的校歌。

這真是不可思議的情景！

似乎唯有悲情，才能夠超越時間，將人間的傳承傳遞下去。

●本文摘選自大田出版社 出版之《街道漫步 台灣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