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武／一位「保守的自由主義者」：胡適

對於《文星》雜誌與胡適互動之分析，一方面可以讓我們了解胡適晚年的思想動向，用李敖的話來說，他是一個行事謹慎的「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另一方面也可以加深認識戒嚴時期臺灣自由知識分子的處境、知識分子與政治權威之關係。（編按）

文／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戒嚴體制下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員：

《自由中國》、《文星》雜誌與1950-60年代的臺灣

1949年共產革命的成功象徵著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發展的一大挫敗，國民黨政權在戰敗之後退居臺灣，跟隨著蔣氏赴臺者在思想上大致包括三大類：一是國民黨員與其他三民主義信仰者，二是自由主義者，三是新儒家等傳統主義者，這三者或有所重疊，然其共同信念即是反共。遷臺之後蔣介石痛定思痛，在臺灣建立更嚴密的黨國體制，企圖以同舟共濟的精神重起爐灶，進而反攻大陸。1949年之後，在國際冷戰的格局之下，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屬於美國為首之自由、民主之陣營，號稱「自由中國」，以此對抗專制極權的共產政權，然自由主義思潮一直受到黨國體制的壓制與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而在夾縫之中發展，人民的權利受到諸多禁錮。難怪殷海光（1919-1969）在1965年撰寫《中國文化的展望》時要感嘆地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至於新儒家的支持者（唐君毅、牟宗三、錢穆、徐復觀等人），則多是蟄居於大學教書，並利用香港為英國殖民地的關係，創辦諸如新亞書院與《民主評論》等雜誌，反思中共在中國大陸之勝利，宣揚反共思想與針砭臺灣時政，並主張儒家思想與自由民主之接軌。然而自由主義者與新儒家等兩個陣營所做的努力，只得到一部分的成果。由於受到諸多思想與非思想因素的影響，1960年代臺灣自由主義在思想論域與政治實踐之中屢遭挫敗，《自由中國》與《文星》雜誌先後遭到查禁，可見在戒嚴體制之下要突破禁忌十分困難。其後隨著經濟起飛、政治安定與傳播媒體的蓬勃發展，1980年代以來，臺灣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有較大的進展，政治、經濟與思想三種市場逐漸成型，民主體制才漸趨成熟。

自1987年解嚴到1996年總統直選，其後政黨輪替，臺灣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在二十餘年之間有較充分的發展。這一個中國歷史上首次民主政治的出現，不但因為社會與經濟上的因素（如經濟發展、中產階級的出現、國民所得的提高等）、執政者的開明作風、反對運動者前仆後繼的努力，也牽涉到文化因素如自由思想的傳播，或有些學者所謂的「思想上的動員」（intellectual mobilization）。「思想上的動員」意指社會中的價值取向逐漸地被原來具有無力感的知識分子所改變，周德偉（1902-1986）稱之為「筆桿的勢力」。就臺灣的民主化來說，其中特別重要的是19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後期臺灣自由主義思想傳播，使自由民主成為臺灣人堅信的普世價值，此一發展對日後臺灣從威權統治到民主政治的轉型有重要的貢獻。

討論1950年代之後臺灣自由主義的發展，必須從《自由中國》談起。1950-60年代在臺灣以胡適、雷震（1897-1979）、殷海光等人的「自由中國雜誌社」為中心，結合本土的反對運動，討論憲政改革、反對黨、地方自治等議題，自由理念在思想界得以傳播，至1960年《自由中國》因雷震案被迫停刊。此後自由思想的宣揚由《文星》雜誌來接棒。

在釐清胡適與《文星》雜誌的關係之前，我們須要了解胡適在1949年前後的變化，以及胡適與蔣介石和《自由中國》的關係。1948年底，胡適在蔣介石的協助之下，匆匆離開北平，其後轉赴美國，在美國東岸住了大約九年（1949-1958）。在1949年前後，胡適一直給予蔣介石「道義的支持」，而且心繫臺灣。1949年8月5日美國政府公布《中美關係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次日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送了一本給胡適。胡適在超過千頁的白皮書上留下詳細的批注。他提到該書所論「大致公允」、「大致不差」，然美國人「忽略了八年抗戰中中共的擴大」，不了解「共產黨的本質與陰謀」。後來他撰寫《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並影響到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一書，兩者均是針對「白皮書」的觀點提出辯解。

其實，反省1949年的重大變化是當時知識分子共同的議題。1949年11月由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創刊，第一期由旅居美國胡適撰寫〈「自由中國」的宗旨〉列於篇首，他又掛名「發行人」。不過此事未經胡適認可，胡適得知之後，有些不悅，他在寫給雷震的信中表示：「我最不高興的是你用我的姓名為『發行人』。這是作偽，不是發起一個救國運動的好榜樣。我想請你老兄考慮， 另請一人為發行人」。1951年8月，胡適又因〈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引發軍事機關的關注，「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儘管如此，《自由中國》雜誌社仍堅持要求胡適擔任此職。這是因為雷震等人認為以胡適為招牌，可以有「擋箭牌」、「保護傘」的效果。他們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表示：「中國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即僅就爭取言論自由這一點來看，非由您積極領導不可」。從1949-1953年之間，胡適在該刊發表約10篇文章，對《自由中國》表達支持之意。1952年12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三週年紀念會上致詞〉又坦承感到「慚愧」，期望由實際負責的朋友（指雷震）擔任發行人。至1953年初，《自由中國》發行人才改為以雷震為首的編輯委員會（胡適列名委員）。然而雷震仍表示：「本刊在名義上雖已變更了發行人，在精神上仍是　先生主持的」。胡適多次辭去發行人之職，似乎顯示他雖願意支持自由民主運動延續憲政法統、爭取言論自由與學術獨立，然不願意擔當碰撞權威的「龍頭」、不想和蔣翻臉，也不希望蔣介石感到他們有「顛覆政府」、取而代之的企圖。

即使在卸去發行人的職務之後，胡適仍支持《自由中國》，1953-1960年間在該刊發表了20多篇文章，也曾捐款贊助。胡適在這些文章中表達出對時局的分析與批判。其中如1955年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自由中國》卷12期7）表現出直言敢諫的精神；1956年底的〈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小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刊《自由中國》卷15期9「祝壽專號」）亦表現出對蔣的批判。此外在1959-1960年，他也明白表示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總統。

●本文摘自 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之《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