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的未竟之路》緬甸領導者翁山蘇姬的崛起之路

文／吳丹敏（Thant Myint-U）

在仰光，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簡稱NLD）成立，掌舵者是四十三歲的翁山蘇姬。她是遭暗殺的獨立英雄翁山之女，很上相、具領袖魅力、在牛津讀過書，晚近結束國外的生活返國。她似乎是緬甸擺脫多年撙節、鎖國的妙方。

一九八八年，翁山蘇姬成為緬甸風雲人物。在那之前，她一直住在國外，一九五○年代她母親奉派出任駐印度大使時，她就離國，當時年紀還小。她在德里上學，在牛津讀大學。在牛津，她照母親的意思攻讀政治學、哲學、經濟學，放棄自己想研究英語文學的念頭。

在聯合國待過短暫時間後，翁山蘇姬嫁給鑽研西藏的英國學者，偕夫搬到不丹（在那裡他當不丹國王的私人教師），然後回牛津定居。在牛津她和丈夫過著平靜、埋首書堆的生活，養育兩個兒子。一九八八年爆發反軍方的抗議時，她正好人在仰光照顧她病重的母親。她發表了她的第一場公開演說，呼籲團結、堅定支持追求民主者。她為當時主要由稚嫩學生、前陸軍軍官、年長左翼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反對勢力注入了青春活力。儘管此次起事被擊垮了，但軍方開始怕她，對她的人氣和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心懷忌憚。她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

或更貼切地說，她延續了一則傳奇。她父親翁山將軍體現了一九三○年代明快俐落、專一執著的作風，先後從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擷取靈感，最後矢志不計代價建立獨立自主的緬甸。他創建民兵武力（緬甸國民軍），該武力先是和日本人攜手，後來及時轉向，一九四五年春天投入同盟國陣營。他的部隊會成為日後緬甸政府軍的核心。英國人準備退出緬甸時，他已做好接管的準備。

當時他至少三十三歲，在其人生的最後幾個月，似乎已老成許多，不再是佩著劍、剃光頭的戰士，而是具有魅力與機智的政治人物，在倫敦與工黨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及政府部長會談。他憧憬打造社會主義國家，讓緬甸所有民族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但就在真正接管大權的幾個月前，他（和他內閣大部分閣員）遭一眼紅的對手暗殺。

翁山的一生成為緬甸的建國史話—堅定不移獻身於獨立建國的奮鬥大業，幾乎隻手（此史話的說法）拉倒強大的大英帝國。此史話的弦外之音：如果一九四七年七月那天未有貽害無窮的暗殺，如果假他以天年，緬甸會是另一番光景，即內戰不會開打，繁榮是必然，緬甸會驕傲立足於國際大家庭。

翁山蘇姬嶄露頭角後，人們開始相信同樣的故事會重演，而且這次會喜劇收場。

在西方，翁山蘇姬被視為自由民主、人權鬥士超過二十年，是「全球」價值觀在世界遙遠一隅的迷人象徵。但她發跡時，眼光較局限於一隅。一九八○年代，即開始涉足政治之前，她寫了數篇學術文章談民族主義運動和「緬人欲重新申明其民族、文化認同的進步作為」。她主張，二十世紀初，緬人「民族生存（的威脅），與其說來自英國人，不如說來自被二十世紀民族主義視為更迫切打擊目標的印度人與華人。這些外來移民不只在緬甸經濟領域取得據點，還與緬人女子結婚成家，從根本處打擊緬人男性和緬人的血統純正。」

她也高舉個人勇氣和決心促成改變之說。這與佛教的勇氣、決心觀念有關，這些觀念正常來講針對個人的心性修養歷程而發；對她來說，重要的是個人的追求對社會的影響。後來，二○一二年，在某場書展上，她提到她不欣賞丁尼生（Tennyson）詩中的人物尤利西斯，更愛《悲慘世界》裡的尚萬強（Jean Valjean），兩者差別在於後者明知艱難，仍不只要獨善其身，還要兼善天下。

翁山蘇姬認為她父親「一生追求真理和完美」。她在從政前夕寫道，他想要「帶他的國家一起投身那份追求」。他相信「人民」，「人民則向他付出完全的理解，團結起來支持他的努力，作為回報。」她寫到在「歷史上難得一見的時刻」，「人民的領袖」理解「人民的渴望」，「心靈和諧，精神和體力大釋放。」在她父親短暫領導期間，「緬甸人民充滿希望和明確往目標邁進的衝勁」，對此的記憶如今可說是人們汲取「力量與驕傲的泉池」。

一九八八年，她談到「第二次爭取獨立的奮鬥」。屆時，一九四七年的奮鬥情景會再現—堅決意志、鑄造全民團結、打敗敵人且敵人未因此懷恨在心—但在二十一世紀的這場奮鬥裡，英雄存活下來，領導國家走上更光明的未來。她談到民主：民主的真諦不在於具體的建制或治理方式，而在於透過民選領袖還權力於「人民」。她談到紀律，談到不管情勢有多艱難都願意恪守原則。不能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犧牲也很重要。緬甸境內的佛教徒都知道喬達摩．悉達多這位王子為了更偉大的追求而捨棄優渥宮中生活的故事。佛僧出家，拋下世間所有，以追求更高的目標。這種為了精神追求而捨棄物質享受的觀念，影響甚大。而在翁山蘇姬身上，緬人看到民族英雄的女兒捨棄世人眼中她在英格蘭的愜意生活和家人，不是為了個人的精神追求，而是為了幫助她的廣大同胞。一九九八年她丈夫因癌症即將臨終時，她不願去看他最後一面，惟恐一去就回不了國。這一犧牲使一般緬人更相信她是唯一夠堅定、夠無私去扳倒軍事獨裁政權的人。

軍政府—這時尼溫已辭職，由新一代將軍領導—憂心她不久後會領導人民再次造反。一九八九年七月，他們將她軟禁。一九九○年，他們履行承諾辦了選舉，但全國民主聯盟輕鬆贏得選舉，他們隨之宣布待新憲制定後才能轉移權力。又有數千人遭拘留或入獄。隔年，翁山蘇姬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嚴酷戒嚴令仍持續數年，禁止—比如說—五人以上的集會。

就在這前後，軍政府終止了「緬甸式社會主義」。在此約兩年前，有個陸軍軍官告訴我：「我們真正想做的，是從左翼孤立獨裁統治，轉為右翼親美獨裁統治。」一九八八年起義未帶來民主，但的確帶來新軍事政權，結束社會主義冬眠狀態。自一九六○年代初期以來頭一遭，官方為民間商業活動開了大門，在數十年自給自足政策後允許外貿和外來投資，熱情歡迎外國觀光客（藉由將簽證期限延長到「可展期的二十八天」）。黑市走私販子在國營媒體裡被改稱為「民族企業家」。原被壓抑的念頭，如賺錢、振興經濟等，突然開始大行其道。

本地人利益至上論也在此時開始大行其道。軍政府正式將緬甸的英文國名從Burma改成其古老緬語族名的變體Myanmar。此舉會在日後數年引發無窮無盡的困惑和爭辯。軍政府聲稱欲廢除殖民時代的遺風。但Myanma一詞只提及居人口多數的緬人，未提及撣人、克倫人或其他民族，因此此舉也表明以緬人—佛教徒這個民族、文化為核心的民族主義重新抬頭。

延續此一精神，舊曼德勒王宮重建（施工甚不用心，原本的柚木樑重建成上漆的混凝土樑）。佛塔重新鍍金，官方媒體不時發布將軍跪在黃袍老僧面前的照片。就像要進一步強化軍政府的民族主義光環似的，一九九二年征討羅興亞團結組織叛亂勢力的行動，又造成約二十萬穆斯林逃離若開。這時在仰光，人們已普遍認為若開北部過去二十年左右充斥來自孟加拉的非法移民，遠超過該地原有的穆斯林人口。在剛萌芽的民主運動裡，只有極少數人用心想過這些人的權利。伊朗外長阿里．阿克巴．韋拉亞提（Ali Akbar Velayati）要求聯合國制止他所謂「軍政府對緬甸穆斯林的種族滅絕」。

一九九二年羅興亞人大出逃後不久，六十歲高階將領丹瑞（Than Shwe）接掌軍政府。丹瑞身材頗胖，下巴方正，他不是軍事獨裁政權的創建者，而是由該政權培育出來的。

他生於英國統治的尾聲，在曼德勒南邊不遠的某村出生。該地區氣候乾燥，境內有數座金色小佛塔，長著高聳的砂糖椰子，溪流水量甚小，炎熱時往往只剩河床。二戰時他年紀還小（見過十餘國的士兵，說不定還見過美國大兵），緬甸初獨立、然後陷入無政府狀態時，他是個少年。一九五三年，內戰打得最激烈時，他受了軍官培訓教育。他的教官是受過日本皇軍訓練的人。然後他會在軍中待上將近五十年。

一九五○、六○年代，緬甸軍人日子很苦，即使軍官亦然。軍人得在疾病叢生的叢林裡一連待上數個月，甚至數年，靠少許補給品活命，與往往裝備更佳的敵人廝殺。一九五八年，丹瑞被調到陸軍部的心戰部隊。他去蘇聯上過特別課程，然後成為心戰軍官，待過數個旅。

一九六二年尼溫將軍接掌政權後，丹瑞一度在新創立的中央政治學院執教，接受「緬甸式社會主義」這一意識形態薰陶。一九八○年代，他已是營長，參與過欲拿下中緬邊境山區共產黨叛亂分子據點、但最後未能得手的軍事行動（Operation Min Yan Aung）。他的前同事說他是那種不出鋒頭、不與人爭辯的人，具有可靠的組織長才，行事沉穩，始終步步為營。

一九八八年起義發生時，他已是將軍、國防部副部長、執政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獨裁者尼溫底下數名年過五十歲的軍官之一。一九九二年，丹瑞爬上最高層，擔任國家法律與秩序恢復委員會的新主席。

丹瑞承諾走新路。上台後的初期作為之一是悄悄允許聯合國將羅興亞難民送回國。接著又有數項改變，但都不是翁山蘇姬和西方所希望的那種改變。吸引外來投資被列為施政重點，一九九五年被標舉為「拜訪緬甸年」。原由約十五萬輕步兵組成的雜牌軍隊，改造成規模更大、更現代化的武力，兵力或許超過三十萬人，配備新坦克等裝甲武器，海空軍武力增強，強徵民力幾乎毫無忌憚，需索土地貪得無饜。

丹瑞想要走亞洲強人的老路：不容政治異議存在，專注於出口掛帥的工業化。這條路使南韓等國走上開發與民主。同一條路也使中國、越南之類的其他國家經濟成長，但政治未自由化。不管會通往哪裡，緬人無緣走上這條路。

●本文摘選自馬可孛羅／城邦文化所出版之《緬甸的未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