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離不開文字，彷彿史奴比那個拖著藍色小毯子（security blanket）的男孩，書就是我的毯子。若父母要帶我出門，我會請他們稍等，讓我按照那天的心情挑一本隨行的書，一旦缺少這個環節，我接下來就會憂心忡忡、心神不寧的模樣。我害怕生人，害怕每一個必須展現禮儀跟回答「記得他是誰嗎」的場合，害怕離開家太久。這般向內折疊的個性，讓母親為我挨了不少冷箭，有人斷言我恐怕難以適應社會。我也就要這麼信了，直到我發現到一個絕好的偽裝，就是書，只要視線落在書本上，縱然頭也不抬，不打招呼，人們倒是樂意為我圓場，「她看書看得癡迷了，就不要吵她吧」。背後當然多少有種「愛讀書的孩子能壞到哪裡去呢」的封建迷思，但我依舊從中得著清淨的庇蔭。

母親送過我一套《伊索寓言》，四冊，附書殼，遠看如一粒魔術方塊。我走到哪都得掖著這粒魔術方塊。一察覺周圍的空氣凝滯不清，我就抽一本，沉進去。其中一本《獅子與老鼠》，我翻得紙頁邊緣都翹起。為什麼這樣依賴書？我也能從近年在兒童心理發展學收穫的一點皮毛，做一些數學內插法式的推敲，不過，何苦呢？童年的一些心眼就像是兵馬俑，除非你已掌握很好的技術，否則輕率的挖掘，或使你頓失原本斑斕流動的豔色。我只能說，孩子往往從重複中試著建立他跟世界的關係。好比爸媽清晨出門，晚上收工回家，週而復始，孩子就明白一時不等於永遠。我也在書本裡尋找重複，只要我一頁一頁地翻下去，我就能召喚出一個我早已了然於心的世界。

日後，我的人生抉擇大致不離上述的情趣，我盡可能讓自己浸泡在書局、圖書館、租書店裡，被文字給漬養著，隔絕於外界之悠悠。有時手邊無書，我就跟母親索討發票，讀上面的芝麻小字。日本有所謂的「言靈」（Kotodama），信仰語言在內的一切事物都寄宿著靈魂。我是虔信的，若沒有靈魂，如何解釋我就這樣輕易被使喚、被遊說和安撫？哪怕是一張瑣碎的發票，在我眼中都能成為哆拉A夢的任意門（我更鍾情英文的翻譯，Anywhere Door），在我被歲月與人群攪拌得疲憊不堪時，允許我施展幻術，意識穿梭，一個小女孩的多重宇宙。擅長觀星的朋友說過，我的主星是顆暗星，我果然偏愛那些饒富奇情的、詭豔的文字。青少年時期，我幾乎放不下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跟黃宜君的《流離》，稍微敞亮一些的，有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那時並未接觸榮格，卻已影影綽綽地感知到，在我意識到黑暗的瞬間，我也看見光的重量。史蒂芬金有一中篇小說〈屍體〉，四個小男孩沿著鐵軌尋找謠言被火車撞死的男孩屍體，象徵童真的終結，退後幾步看，也是生命對一個人產生意義的起點。

二十歲那年，我短暫地成為一個男孩的家教老師，之所以短暫，來自我受不了只要男孩的名次未達標準，男孩的母親就要打他，以及男孩不躲不閃，杵在原地，靜默挨打的反應。我次次不知所措，呆立旁觀，好像領了薄酬，必須盡責演出，又沒有信心的情境演員。如果男孩的母親一路壞到底，我還知道怎麼收拾自己的心態，偏偏男孩的母親也有雙手端上雞湯，看孩子小口小口啜著，舒心一笑的光景。我躊躇於這樣的矛盾，久久不能移動，是佐野洋子的《靜子》把我往前推。提到她，人們首先想到的應該是繪本《活了一百萬次的貓》，佐野洋子的繪本售出數百萬本，名譽蜚聲國際，照理說，活成這樣光彩，沒什麼好怨懟了吧。佐野洋子晚年出版的《靜子》一書，卻冷靜地剖析對母親的憎恨，以及母親在她童稚時，如何朝她施以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佐野洋子坦言，愛母親不直覺，但恨呢，也是困難重重的。作家新井一二三形容《靜子》撬開了文學界的潘朵拉之盒。父母既善也惡的敘事再也不是禁忌。湊佳苗等作家的書寫，我以為也有相續的況味。

讀書讀野了，副作用是一天到晚都在「開眼睛」，也必須懷疑敘事者，也頓悟功過不能相抵，負三跟正四擺在一起，若你的答案是正一，可太淒慘了，張亦絢的《永別書》不會同意的。介紹另一本小眾的，日本作家川上未映子訪談村上春樹的整理《貓頭鷹在黃昏飛翔》，川上未映子的創作很有意思，但我初次感受到她的魅力，是她朝村上春樹扔直球，要村上說明「女性主義跟閱讀村上春樹之間是衝突的嗎」。這個問題在文學社群始終「江山代有才人出」，而村上其實也在訪談裡把球打回網子另一端了。看完他的回答，我的「心反射」是「嗯，他就是會這樣說的人」。至於他說了什麼，我必須賣個關子。

比起分析哪個文本是厭女的，我的職業焦慮是，怎麼寫才不厭女呢？安妮艾諾《如刀的書寫》，是這幾年來我的案頭書，有一句話，我劃線劃得紙都緊了，「我不同意讚揚女性的抒情文學，我覺得它們和讚頌民眾的民粹主義差不多」。我的理解是，「假設女人一定不好」，是我們該揚棄的路線，那我們應該也要提防那些「假設女人一定好」的書寫。可是，拒絕後者的誘惑，比對付前者難多了。劉慈欣的《三體》，每回要舉手說我喜歡，都有一種跳進黃河的緊張感。在網路上搜尋《三體》的分析，不可能躲得掉「《三體》的敘事是否有厭女思想」的討論串。從庄顏這個角色來看，大概罪證確鑿，不過，只要繞回葉文潔，我油然而生網開一面的念想。阿基米德說，給他一個支點，他將舉起地球。《三體》的創作者將這個支點，賦予給一個女人，一個混沌的女人。我的立場是，單憑葉文潔一人，就足以讓百年來華文小說裡的女性地位，上升到「明顯有感」的程度。也來談麥克尤恩的《贖罪》，這是一本我喜歡到，不幸流落荒島，我希望背包至少有一本的程度。小說裡，出身富貴人家，才思敏捷的白昂妮，在陰錯陽差之下，鑄下大錯，致使她深愛的姊姊與她心儀的男人痛苦一生。寫一個小女孩天真受害，跟寫一個小女孩有那樣的破壞力，讓一位男性的人生直接脫離原軌，麥克尤恩選擇了後者的書寫策略。實際上，白昂妮一登場，麥克尤恩賞賜她一個最古老的權力，說故事。也可以這麼說，對麥克尤恩來說，去談論女人可不可以掌握權力簡直是犯蠢了，他跳到下一題：我們也不能忽略，即使原料（權力）相同，手法跟成品可能是不太一樣的。我在寫小說時，常以葉文潔與白昂妮借鏡，沒有他們一半撲朔迷離的話，停筆算了。

2025年WBC經典賽資格賽期間，中華職棒會長蔡其昌說「你不能只有在贏球的時候才愛他們」，然而，哪一件事不應該這樣？你不能只在歲月靜好時承認對方的存在。但這個道理，或云格局、層次的展開，都是我這十幾年的書本巡禮、漫遊，好不容易的心領神會。韓江《素食者》中精神失常的英惠，胡淑雯《哀豔是童年》裡的墮胎者和野妓天晴，黃麗群《海邊的房間》那個對貓下重手的女人，晚期一些的作品有蔡欣純《如果電話亭》、林文心《遊樂場所》等等，這些女人無一不讓人迷惘，看不透是「哪一國的」。在上述的書寫裡，瘋癲的、病的、敗壞的女人⋯⋯不僅未受驅逐，反而得到一塊圈起的保留地，無論你做了什麼，我都不輕易地剝奪你，女人的身份。這樣的觀點，無論在我文學的審美上，或精神生活的清熱止痛，都提供了長期的，複利般的成效。

想細細鋪陳的作家還好多，礙於篇幅有限，這篇姑且止步於作家史迪格拉森以《龍紋身的女孩》為首的千禧年三部曲，是舊愛也是新歡，我幾乎可以確定我接下來的小說，女主角身上必然有莎蘭德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