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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梳史料，以清儒姚瑩、梁廷枏、魏源為例，看19世紀中葉中國儒者的自我定位與世界觀！
傳統儒教菁英的思維中，「教化」是國家與儒者的當然責任，不過19世紀初，卻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主張包容非儒教的族群。道光帝便曾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河南的清真寺；而1840年代的戰爭以後，這樣的「包容」仍然遍及於基督宗教，更有一些儒者系統地解釋了「包容」異教的必要性。
相較於16-17世紀的明國和日本，這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16-17世紀，江南的明儒和佛教徒因強烈的危機意識，銳意排斥基督宗教，不惜以武力相抗；同一時期，江戶幕府更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禁絕以十萬計的基督徒，徹底「鎖國」、「禁教」。
在本書中，我們則會看到19世紀中葉，曾接觸許多歐洲國家的官員姚瑩（1785-1853），承認其他宗教也可能是「天道」的一種，主張包容不同的宗教風俗；痛恨「異端」的魏源（1794-1857），也認為世界各族「秉氣」各異，不能以一教統覆天下；為了維持國際貿易而提議接納基督教的梁廷枏（1796-1861），則深信只要儒教與基督宗教充分交流，外國的異教徒終必師從周、孔。這些儒者並非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或官員管治的立場面對基督宗教，而是在「經世」的終極目的下，消化新知，考量現實，不斷修正他們的世界觀，維繫帝國的繁榮穩定。對他們而言，理解基督宗教的過程就是世界觀、新資訊與現實考慮三者互動的結果。
傳統儒教菁英的思維中，「教化」是國家與儒者的當然責任，不過19世紀初，卻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主張包容非儒教的族群。道光帝便曾親筆寫下「護國清真」的匾額，並下令重修河南的清真寺；而1840年代的戰爭以後，這樣的「包容」仍然遍及於基督宗教，更有一些儒者系統地解釋了「包容」異教的必要性。
相較於16-17世紀的明國和日本，這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16-17世紀，江南的明儒和佛教徒因強烈的危機意識，銳意排斥基督宗教，不惜以武力相抗；同一時期，江戶幕府更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禁絕以十萬計的基督徒，徹底「鎖國」、「禁教」。
在本書中，我們則會看到19世紀中葉，曾接觸許多歐洲國家的官員姚瑩（1785-1853），承認其他宗教也可能是「天道」的一種，主張包容不同的宗教風俗；痛恨「異端」的魏源（1794-1857），也認為世界各族「秉氣」各異，不能以一教統覆天下；為了維持國際貿易而提議接納基督教的梁廷枏（1796-1861），則深信只要儒教與基督宗教充分交流，外國的異教徒終必師從周、孔。這些儒者並非單純以自身的信仰或官員管治的立場面對基督宗教，而是在「經世」的終極目的下，消化新知，考量現實，不斷修正他們的世界觀，維繫帝國的繁榮穩定。對他們而言，理解基督宗教的過程就是世界觀、新資訊與現實考慮三者互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