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音樂人到政治家之芽

在音樂節，台上有歌手扮起中國公安，誇張地模仿著捲舌腔；有的樂團戲謔的改編「總統蔣公紀念歌」，大唱「反共必勝，建國必成」；有人怒燒中國五星旗，高喊「反中國併吞」。這是發生在十五年前，二○○一年由林昶佐舉辦的「Say Yes To Taiwan 演唱會」，第一次邀請台灣創作歌手、樂團，及來自國外的演出者，為了捍衛台灣的獨立自主、反中國併吞而大聲開唱，在二二八公園的戶外舞台舉辦，吸引了數千名年輕人參加。

即使在二○一五年的今天，許多音樂人、電影人都已參與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但上述演出內容可能還是無法讓人輕鬆消化，因為對台灣來說，兩岸關係與統獨意識形態比任何議題都敏感。

這個盛大的「Say Yes To Taiwan 演唱會」有個小小的前身，就是二○○○年總統大選前，在聖界Live House 舉辦的「反中國併吞演唱會」。當年正值台灣的總統大選，民眾對於各項議題都熱烈討論。林昶佐認為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是不可迴避的議題，希望能夠喚起年輕人的關注，因此在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聚集了包括糯米糰、濁水溪公社、夾子電動大樂團、閃靈、無政府和妮波寺等樂團演出，吸引了三、四百名的觀眾。

在當年扁連宋大對決的總統大選中，這是一個舉無輕重的事件，沒有任何媒體報導。然而，當年二十四歲的林昶佐不是為了上媒體、搶鏡頭，而是要發出聲音，為他所關注的議題、所信仰的理念發出聲音，無論這個聲音能被多少人聽到。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聽到，但是不發聲一定沒有人會聽到！」

重新認識台灣歷史：否定自我再建構

長久以來在國際舞台上，台灣是一個身分未明的國家，對許多台灣人來說，這像是潛藏內心的制約，只要在運動賽事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或是國際活動中受到中國代表團的羞辱，台灣人總會突然驚醒、憤怒不已。

但林昶佐並不是突然驚醒，而是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與認同纏鬥。

在延平高中的最後半年，歷史老師曾經上課到一半突然激動地把書往講桌上一摔，大聲說：「你們要記住，背誦這段只是為了考試，但其實這些都不是真的！」林昶佐決定在考上大學後的幾個月，勤跑國家圖書館、各大書店的台灣研究專區，大量閱讀關於台灣這塊土地的一切。

對於已經被教科書洗腦、把中國認同內化為自己一部分的林昶佐來說，這是一段激烈的自我爭辯。我到底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有華人這種東西嗎？ 為什麼這些應該非常熟悉的這塊土地上的故事，我卻完全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政治黑手深入我的腦海中，透過教育在控制我的認知？讓我連阿公阿嬤的面貌都模糊不已？

林昶佐的阿嬤是成長於日治時期，除了台語，就只懂日文，從小他由阿嬤帶大。阿嬤常常跟林昶佐說起日治時期的記憶，包括了戰時艱困的家計以及躲避空襲的驚險生活。阿嬤一直是跟他最親的家人，但是上學以後，學校老師卻告訴他，方言是沒水準的語言，說了要罰錢；課本不提台灣歷史，當然也不會談到阿嬤那一代人的故事。

學校教育造成了他與阿嬤之間的隔閡。只會講台語、卻因為改朝換代而從識字變成文盲的阿嬤，戰時記憶和課堂上老師的講述全然相反的阿嬤，在他年輕不懂事時越來越陌生，甚至隱隱約約看不起她。直到林昶佐十八歲，重新挖掘台灣的歷史，同時也是阿嬤的故事，想要重新挽回和阿嬤的關係時，卻為時已晚。阿嬤罹患了老年癡呆症，已經認不得他了。

他解決了內部自我認同的再建構，卻無法重新建構已經失去的那段人生與親情。他更發現，最難解決的是外在環境，台灣這個不正常的國家，人民仍然處於認同錯亂、民主與威權糾結不清、國際局勢惡劣的狀態。這些事情一天不處理，台灣人就會受到不正常環境與教育操控、被政治黑手箝制思想永遠都不會消失。林昶佐知道，他一個人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但他希望有更多人願意面對問題、重視問題，而不是偶爾驚醒、突然憤怒。他說，台灣人必須從勇敢一起面對問題開始，才能一步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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